在明末清初的乱世棋局中，有一位朝鲜国王始终怀揣着 “反清复明” 的执念，他就是经历八年质子屈辱、对满清恨之入骨的孝宗李淏。
李淏，字静渊，朝鲜国王仁祖的次子，朝鲜王朝第十七位君主。
从沈阳馆舍的 “戍卒” 生活到汉城王宫的北伐筹备，他以一生之力酝酿着一场跨越国界的复明大业，用行动诠释着对大明的赤诚与对满清的刻骨厌恶。
1637 年，丙子之役后，朝鲜被迫履行盟约，将王子李淏与哥哥世子李溰送往沈阳充当人质。刚抵达沈阳，兄弟二人便遭到软禁，馆舍之内毫无自由可言。
彼时的沈阳恰逢荒年，“年饥谷贵，难于接济”，馆中上下 “艰苦万状”，曾经锦衣玉食的朝鲜王子，竟落得 “衣服居处，有同戍卒” 的境地。
八年的囚徒生活，在李淏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屈辱烙印，也让他对清朝产生了不共戴天的仇恨。
即便身处软禁之中，他的反清之心已然沸腾，挥笔写下 “我愿长驱百万兵，秋风雄阵九连城” 的诗句，字里行间满是踏平清军的豪情与复仇的决心。
与李淏的坚贞不同，哥哥李溰在沈阳日久，逐渐被清人的生活方式同化，“一听清人所为，出入于田猎戎马之间”，甚至随多尔衮入关参加顺治帝的登基仪式，对清王朝表现出明显好感。
这种鲜明对比，更坚定了李淏反清复明的信念，以及李淏这种信念的可贵。
1645 年，李溰返回汉城后，因 “变心” 亲清被朝鲜大臣们合谋毒杀。
而坚守气节的李淏不久后归国，成为新的朝鲜世子，其坚定的反清态度赢得了朝鲜上下的广泛支持。
李淏即位后，首要之事便是肃清朝廷中的亲清势力，大力起用志同道合的 “复明” 派官员。
当时隐居故里、“以扶世道，淑人心，伸大义于天下为己任” 的名臣宋时烈，因对 “大义” 的深刻阐发深得李淏赏识。
孝宗九年，李淏力邀宋时烈出山，为自己的北伐计划寻找得力助手。
孝宗十年三月，李淏屏退所有侍从，与宋时烈进行了一场绝密的单独谈话，首次袒露了自己的北伐蓝图。
他坚信“胡无百年之运”，认定“彼虏有必亡之势”，向宋时烈构想道：“养精炮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俟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
在他看来，只要朝鲜训练出十万精锐敢死之士，趁清朝出现破绽时突袭关外，中原大地的反清义士定会纷纷响应，复明大业指日可待。
面对宋时烈 “诸葛亮尚不能有成”“万一蹉跌，有覆亡之祸” 的担忧，李淏态度坚决，毫不动摇。
他直言：“予非以予才能办此事也，只以天理人心之所不可已者，岂可以才不逮而自画不为哉。” 在他心中，北伐复明是顺应天理人心的必然之举，不能因个人能力有限而退缩。
他更慨然表示：“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既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
对他而言，只要坚守大义，即便朝鲜因此覆亡，也无愧于天下后世，更坚信天意会站在复明一方。
信念之外，李淏开始将北伐的构想付诸行动，大力整顿军备、扩充军力。
他首先对禁军进行改革，将原本仅有的 600 名禁军扩充至 1000 名，并且全部改编为机动性更强的骑兵，提升快速作战能力。
随后又将驻守都城汉城的御营厅军从 7000 人增加到 21000 人，专门增设了大炮攻坚部队，强化攻坚作战实力。
一系列的军事调整，都是为了积蓄力量，等待合适的北伐时机。
在此之前，当日本使臣提出 “假途朝鲜，赴援南京”，欲与南明联手夹攻清军时，李淏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一请求。
即便日本使臣担忧朝鲜历经兵火与饥馑，无力供应大军，朝鲜方面仍慨然回应：“邻国之道，岂以假道为惮。”
这份爽快的应允，正是李淏急于联合一切反清力量、早日推翻满清统治的真实写照，只可惜日本最终未能出兵，此次联合反清的机会化为泡影。
李淏的北伐筹备一直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他满心期待着 “俟其有衅” 的时刻。
倘若他能多活数年，恰逢后来 “三藩之乱” 的乱世契机，或许真能率领朝鲜大军挥师北伐，跃马辽河，践行 “长驱百万兵” 的誓言。
然而天不遂人愿，就在北伐计划逐步落地、军备日渐充实之时，李淏于孝宗十年病逝，他毕生追求的复明北伐大业，尚未真正启动便戛然而止，成为一场未能实现的悲壮幻梦。
李淏的北伐计划虽以失败告终，但他对大明的留恋与对满清的厌恶，贯穿了从质子生涯到临朝理政的全过程。
他以一国之君的身份，不顾国力差距，执意践行 “大义”，这份执念与坚守，在明末清初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独特的一笔，也让 “复明北伐” 成为朝鲜历史上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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