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难得君

这是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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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里的人叫赵汉奇。

这是他在世上留下的,唯一可见的影像。

关于他的故事,知道的人不多。

他死在1952年,罪名是杀害苏毛红军。那年,他三十九岁。

看着这张脸,很平凡,甚至有些朴实。

你想象不出他策马扬鞭、在戈壁滩上与敌周旋的样子,也看不出他曾是个能决定一城生死的指挥官。

历史书页翻过,尘埃落下,很多名字被铭记,很多名字被遗忘。他属于后一种。

但总该有人,记得这样一张脸,这样一个人。

▌从腾家营子到迪化

赵汉奇是山西长武人,1913年冬天出生在呼和浩特郊区的腾家营子村。

家里是经商的,父亲赵有为在新疆的迪化,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开着一家叫“三成园”的饭馆。

生意忙,父亲两三年才回一次家。没了严父管束,赵汉奇成了村里有名的顽童,爬树上房,没少让母亲操心。

1924年,他十一岁。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妹妹,决定去新疆投奔父亲。

一支骆驼队,载着女眷和孩子,踏上了西去的路。母亲和妹妹能坐在骆驼背上,作为家里的小男子汉,十一岁的赵汉奇只能跟着大人的脚步,一步一步,走过看不见尽头的戈壁滩。

风沙打在脸上,白天晒得脱皮,晚上冻得哆嗦。这段苦旅,把男孩的娇气磨没了,留下了西北汉子特有的韧劲儿。

到了迪化,团圆的日子没过多久。父亲把他送到三百里外的焉耆县城,在一家商铺当学徒。说是学本事,其实就是打杂受苦。

三年的学徒生涯,他尝遍了冷暖。有一次在房顶干活,脚下一滑摔下来,差点没了命。世道的艰辛,他早早地就尝到了。

命运接着给了他更重的打击。1927年,父亲饭馆里两个起了贪念的伙计,因做假账被赵有为责骂,怀恨在心。他们设了个局,假装打架动刀,赵有为何去拉架,刀子却扎进了他的左肩。伤口感染,败血症,那个年代,这就是绝症。

父亲走了,家里的顶梁柱塌了。母亲受了刺激小产,一病不起。

1929年,十六岁的赵汉奇,在媒妁之言下,娶了甘肃姑娘王菊英。

新婚的妻子没过上一天轻松日子,进门就接过了伺候病重婆婆的重担。不久,母亲也撒手人寰。

尸骨未寒,两个叔叔就来抢夺家产。年轻的赵汉奇对守着饭馆没兴趣,他把父亲的心血,托付给信得过的内蒙老乡周家父子照管。

他没想到,二十五年后,当他被处决的消息传来,这周家父子会翻脸不认人,把饭馆占为己有。

人心,有时候比戈壁的风还要冷硬。

▌小师爷与行伍路

家道中落,他得自己找活路。

1930年,他学了电报报务,被分配到北疆的精河县政府。名义上是报务员,实际干的是县长的文书,跑腿、传话、写公文。

因为他年纪小,办事却透着一股机灵和沉稳,县里人都戏称他为“十七岁的小师爷”。

县长常派他下乡,查案子,抓盗匪。这活儿危险,但他没退缩。他就是在一次次与底层各色人等的打交道中,学会了多种少数民族的语言,也摸清了那片土地的脉络。

有时候带的人少,不但没抓到土匪,反被土匪追着跑。好几次遇险,是路过的少数民族牧民救了他。

回到家里,常常是蓬头垢面,牵着一匹比他还累的瘦马。家里人早就听到传闻说他“被人打死了”,哭成一团,见他回来,又是哭又是笑。

这些经历,不是书本上能学来的。它们让这个年轻人,真正长在了新疆的土地上。

1932年,他正式进了军队,从哈密剿匪指挥部的少尉秘书干起,一步一个脚印。

卫士队班长、连长、副大队长、副官、航空队股长……职务在变,不变的是他总在最需要人的地方。

1938年,抗战全面爆发,烽火连天。

国难当头,赵汉奇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系统学习军事,上前线。他考入了新疆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黄埔军校的第九分校,成为骑兵科第四期的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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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黄埔,人们想到的是广州,是东征北伐的赫赫战功。

新疆的迪化分校,名气小,地处偏远,但它扎根在这片广袤而多事的土地上,为抗战、为稳住大后方,默默地培养着人才。

赵汉奇在这里,接受了正规的军事教育和那“爱国精诚”的精神洗礼。

1941年底,他从军校毕业,被派往南疆的阿克苏省军任职。去上任的路上,坐的是敞篷卡车,天寒地冻,他差点没死在半路。

阿克苏:六百人与一座城

时间到了1944年。新疆的局势风云突变。

外部势力煽动下,爆发了“三区革命”,其激进目标之一,就是试图将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

叛乱武装在境外支持下,攻城略地,势头很猛。他们不仅针对政权,也对当地的汉族平民进行血腥的驱赶和屠杀,意图彻底改变人口结构。

1945年,叛乱的民族军兵锋直指南疆重镇阿克苏。

城若破,城内数万汉民百姓,命运可想而知。当时,守城的最高指挥官,就是赵汉奇。

他的正式职务是新编骑兵第二师第五团中校团长,兼阿克苏、乌什、温宿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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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手里有多少人?满打满算,六百多。

而城外的敌人,数倍于他,装备精良,士气正盛,其中更有大量穿着便装、实为苏鹅正规军的老兵。这是一场实力悬殊到令人绝望的较量。

全城恐慌,人心涣散。有人主张撤,有人想投降。赵汉奇没有废话。他下令:严防死守,与城共存亡。

他亲自组织布防,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把一座孤城,变成了一个刺猬。他知道,守,是等死。必须打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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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平日里言语不多的军官,在那一刻爆发出了惊人的勇气和战术智慧。

他不再仅仅是一个守卫者,他成了一个主动的猎杀者。利用对地形的熟悉,利用敌人骄狂的心理,他率领小股精锐骑兵,不断发起逆袭、夜袭、骚扰。

你根本摸不清他什么时候、从哪里冒出来。

两个多月,大小战斗无数。他像一颗钉子,死死地楔在阿克苏城下,让优势敌人寸步难进,血流满地。

最终,敌人撑不住了,撤退了。阿克苏保住了,城里的百姓,活下来了。

这不是什么载入史诗的大会战,这是一场沉默的、残酷的、为了生存的保卫战。

赵汉奇,这个名字,应该和这座城市联系在一起。

之后,他升任整编骑兵第4旅上校副旅长。

1949年9月25日,大势所趋,他随陶峙岳将军在迪化起义,投入了共产党的阵营。

对于一个职业军人,这或许是当时对国家、对部下最负责任的选择。

▌1952年5月20日

新的时代开始了。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赵汉奇的历史,被重新翻检、定性。

他在阿克苏的浴血奋战,那些击退敌人、保卫百姓的战术和战果,如今成了他的“罪状”。

那些被他击毙的、混在叛乱队伍中的苏鹅现役军人,成了“杀害苏毛红军”的铁证。

一个更直接而残酷的转折是,他的一位姨太太,出于我们已无法知晓的复杂动机,站出来告发了他。

1952年5月20日,在他的家乡附近,赵汉奇被枪决。三十九岁。

没有漫长的审判,没有详细的核查。

一个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保护了数万同胞免遭屠戮,用微薄力量为维护国土完整流过血的人,就这样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

罪名,恰恰来自他当年最英勇的战斗。

▌最后的话

写到这里,我不知道该再说什么。历史是一面多棱镜,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的光影截然不同。

但有一些东西,或许可以超越一时一地的政治评判:

当一座城面临灭顶之灾,当手无寸铁的平民即将沦为刀下冤魂时,是谁站在了前面?

当大多数人选择沉默、逃避甚至屈服时,是谁握紧了手里仅有的枪?

赵汉奇不是完人,他的一生充满那个时代的普通人的挣扎与选择。但他曾在最关键的时刻,做出了一个军人、一个男人最本分的担当:保护弱者,守卫脚下的土地。

他的照片就那样安静地存在着。没有勋章,没有绶带,只有一张被风沙岁月过早侵蚀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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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能享受到他保卫过的和平岁月,他的名字也几乎被时间的流沙掩埋。

我们记住他,翻历史的旧账,就是要让人们知道,在我们脚下这片辽阔国土的某一段记忆里,有过这样一个人,他做过这样一些事。他的故事,是关于守护、关于勇气,也是关于命运无常的一声沉重叹息。

历史的尘埃早已落定。今天的阿克苏,安居乐业,各民族和谐共处。这安宁的景象,正是由无数个“赵汉奇”,无论他们后来命运如何,在历史的悬崖边用身躯抵挡过的结果。

这张脸,这个故事,值得被看见,值得被记住。只为对得起那段真实存在过的光阴,对得起那些在黑暗中曾经闪烁过的人性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