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陵里的大明“好圣孙”，一言难尽|大明|宦官|景陵|朱元璋|朱棣|朱瞻基|朱高炽|朱高熙

北京明十三陵中的景陵，在本周正式开放游览。

虽然景陵在十三陵中形制最小，但景陵里长眠的、以宣德为年号的明宣宗朱瞻基，能力在明朝十六帝里却是能排上游的。

在明朝诸帝画像里，如果说太祖朱元璋的猪龙形异像充满了扑朔迷离的政治隐喻，那么宣宗朱瞻基的画像，则因为面目黝黑而引人注目。据后世研究，这其实是糖尿病症状的表现，可能也是导致朱瞻基在三十多岁就去世的病因。

史书里，明宣宗朱瞻基是与父亲明仁宗朱高炽共同缔造“仁宣之治”的一代明君，《明史·宣宗本纪》赞其“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仓庾充盈，中外无事”，称之为“西汉文、景之流”；朱瞻基也是泼墨挥毫的艺术大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里甚至认为他的才华超过宋徽宗；朱瞻基权谋过人、杀伐果断，处理叛乱的叔叔朱高煦毫不留情，但又因热爱斗蟋蟀而闻名后世，有“促织天子”之称。

朱瞻基复杂的一生，恰似大明王朝的一道黄金弧线：在巅峰折射出最耀眼的光芒时，已然埋下了帝国崩坍的伏线。

壹

1399年，朱瞻基出生。对于其父朱高炽而言，无异于一场政治救赎。

朱瞻基幼时，明成祖朱棣曾深陷于“立嫡”与“立贤”的剧烈纠结：长子朱高炽虽然仁厚博学，却因体态肥硕、行动不便而备受嫌弃；次子朱高煦则随父征战，勇武过人，极似年轻时的朱棣。

在皇权的博弈场上，朱高炽的位置一度岌岌可危，朱棣曾对朱高煦讲的那句“勉之！世子（朱高炽）多疾”，怎么看都像是朱高炽头上悬着的刀。

改变局势的，是朱棣对孙辈的隔代寄托。《明史》载，朱瞻基出生当晚，朱棣梦见朱元璋授以大圭，曰：“传之子孙，永世其昌。”

虽然此类传闻多带夸张粉饰，但朱棣对朱瞻基的宠爱确属事实。他亲自选拔名臣为孙教习，甚至在数次北征蒙古时将年幼的朱瞻基带入军中，让其在刀枪剑戟间体味帝王的职责，而非令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解缙的一句“好圣孙，可传三世”，虽然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却也精准地点出了朱瞻基在永乐一朝的特殊地位。然而皇位即便是爷爷愿意给的，也要靠自己争气。洪熙元年（1425），朱高炽在位仅十个月便病逝。时在南京的皇太子朱瞻基，面临的是亲叔叔朱高煦心怀叵测的半路截杀。

面对危机，年轻的朱瞻基显现出了超乎年龄的冷峻。他不仅一路疾速返回北京顺利继位，更在朱高煦官宣造反之际决定御驾亲征。这种不给对手任何喘息机会的雷霆手段，直接瓦解了朱高煦的叛军士气。

朱高煦投降被囚后，朱瞻基前往探视，却被不知死活的朱高煦故意伸腿绊倒。年轻皇帝的暴怒随即化作残忍的刑罚：他命人用重达三百斤的铜缸将朱高煦扣入其中，朱高煦居然还顶起铜缸走动，于是朱瞻基将铜缸四周堆满木炭引火。在惨烈的炮烙酷刑下，昔日的“靖难”功臣化为灰烬，朱高煦的十个儿子也被朱瞻基全部处死。

这一刻，朱瞻基血管里流动的，分明是明成祖朱棣铁血意志的延续：既然是敌人，就算是叔叔和兄弟也不值得怜悯。

贰

干净利落地平定内乱后，朱瞻基开启了明朝历史上可能是最为清平的十年。

政治上，朱瞻基与父亲朱高炽一脉相承，由“马上得天下”转向“马下治天下”。他重用杨士奇、杨荣、杨溥这“三杨”老臣，主倡休养生息。

此外，他于宣德五年（1431）下诏重启郑和远航，促成了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试图在重整朝贡体系的同时，维持大明的海外影响力。

南京，市民在郑和宝船遗址公园里观看反映“郑和下西洋”情形的巨幅油画图据：视觉中国

“仁宣之治”的精髓，在于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达成了一种难得的、相安无事的默契。朱瞻基通过任用贤能、精简机构、严惩贪腐，使大明社会的运行活力得到了空前释放。然而在似乎海晏河清的盛世之下，朱瞻基却在不经意间触碰了太祖朱元璋立下的政治红线。

明初，朱元璋深鉴汉唐宦官干政之祸，曾于宫门立一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宦官也被严禁读书识字。但随着皇权的集中，面对每天源源不绝的奏章，朱瞻基感到了疲惫。他在宫中设立“内书堂”，选派翰林院文臣教导太监读书识字。《明史·职官志》载：“宣德五年，始选内侍及十岁以下小火者读书，命中书教之。遂为定制。”火者，即阉割之人。

朱瞻基的初衷，或许仅仅是培养一群懂文书、易操纵的打工人。但正是从宣德年间开始，宦官通过代皇帝批红、传达圣旨，开始逐步靠近帝国的中枢权力。尽管在朱瞻基时代，这些断文识字的太监如王瑾尚能克守本分，但当后世皇帝或平庸、或年幼、或只想躺平时，这道由朱瞻基亲手开启的偏门，便演变成了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的专权局面。

朱元璋立下的铁牌，虽未倒塌却已然失效。而在承重墙上凿开第一道裂缝的人，正是政绩卓然而被赞颂有加的朱瞻基。

叁

若是抛开政治谈艺术，朱瞻基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即便无法与宋徽宗相比，相去也应当不远。

他是天赋极高的画家，擅长山水、人物、花鸟。其画风既有北宋的严谨构图，又兼具南宋的灵动韵味。在《戏猿图》《武侯高卧图》等传世之作中，展现出堪比专业画家的功力。他不仅亲笔作画，还常将墨宝赏赐给宠臣，以此作为拉近君臣关系的手段。

朱瞻基绘《戏猿图》。朱瞻基是明中期画院发展的关键人物，对于明中晚期浙派的大兴更是功不可没。这幅亲笔画生动传神，颇见功力图据：视觉中国

朱瞻基的审美不仅在纸墨间，更延伸至金属工艺。

为了礼神祭祖，他亲自审定式样，监造了一批用料考究的香炉。他下令将暹罗进贡的精铜进行十二次精炼，直至其色泽如流金溢彩，这便是后世收藏界推崇备至的“宣德炉”。宣德炉的问世，不仅是中国铜器工艺的巅峰，更是朱瞻基个人品味的代表符号。

只是作为帝王，朱瞻基的私人雅好也为他招致了持久的非议。

他酷爱斗蟋蟀，不惜派员奔赴大江南北搜求良种，民间遂有“促织天子”之讥。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促织》一篇，一开始就是“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这种在常人眼中的市井雅兴，由于帝王身份的加持，往往演变为扰民之举。比如《国史唯疑》记载，当时俗语有“蟋蟀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明朝小史》记载，当时一只极品蟋蟀甚至价值数十金，“时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妾以为骏马易虫，必异。窃视之，乃跃去。妻惧，自经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经焉。”一只蟋蟀逼得一家自杀。

只是这样的惨剧，庙堂上的朱瞻基未必知道。把他置于明朝十六帝的序列中审视，确实也是里面出色的而非糟糕的。他没有朱元璋和朱棣的好杀，也不像后来的正德和万历那样荒唐，是一个相当聪明且具备高度审美自觉的守成之主。对于明朝的百姓而言，碰上朱瞻基已经算运气。

朱瞻基在位十年，是大明王朝从创业期转向稳定期的关键节点。他成功地消化了永乐年间因为长年用兵留下的巨大财政赤字，通过灵活的外交与内政方针，实现了一个庞大帝国的正常化运转。在明朝皇帝的谱系里，他属于极少数能在权力、艺术与个人欲望之间找到平衡点的帝王。然而他开启了宦官参政的制度门槛，虽在短期内维持了行政的高效，却在长远上改变了明朝的政治格局。《明史》评价宣宗虽称“仁厚”，却也指出其“任用内臣”之失，无疑颇具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