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铁道游击队》电影上映那会儿，电影院里那叫一个锣鼓喧天，全国人民都在哼那句“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就在大伙儿对着银幕上的英雄“王强”拍手叫好的时候，谁能想到，在山东枣庄的一个破草棚子里，这角色的原型徐广田，正缩在一床发黑的烂棉絮里咳血。
这老爷子当时不仅穷得叮当响，档案里还盖着个触目惊心的红戳子——“叛徒”。
一边是全中国都在追的星，一边是村里狗见了都绕道走的糟老头子，这巨大的反差，简直就是要把人活活撕裂。
说起徐广田这人，在鲁南抗战的老黄历里，那是绝对的狠角色。
现在的神剧喜欢拍手撕鬼子，那是扯淡，但徐广田的本事是真刀真枪练出来的，或者确切地说，是“饿”出来的。
那时候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为了弄口饭吃，他练就了一身扒火车的绝活，愣是靠这手艺养活了半个游击队。
最神的一回是在1940年冬天。
那年冷得邪乎，鲁南军区的战士们还在穿单衣，好多人的手脚都冻烂了，看着都疼。
徐广田带着十几个弟兄，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趁着火车转弯减速的那几十秒，像壁虎一样贴上去。
这不是演杂技，是玩命。
结果呢，他们愣是搞下来一千多套棉衣。
当这些带着体温的棉衣送到根据地时，首长们是流着泪接过去的。
朱老总后来还专门发电报嘉奖。
在那个年代，一套棉衣就是一条命，徐广田送来的不是衣服，是几千条命。
可是吧，历史这东西最爱捉弄人。
徐广田是个典型的“江湖人”，讲义气、不怕死，但他把打仗当成了“入伙”，觉得打鬼子就是为了以后能大口吃肉、大秤分金。
这种想法在枪林弹雨里显不出来，可一旦稍微安稳点，心里的那个算盘珠子就开始拨拉了。
转折点在1945年，抗战胜利了，队伍要正规化。
原来的大队长刘金山当了铁路局局长，副大队长王志胜也是副局长，这都是正经的官。
可到了战功赫赫的徐广田这儿，只给安排了一个“长枪中队中队长”。
这就好比现在的公司上市了，跟你一起创业的哥们都成了副总裁，就你还是个部门主管。
徐广田当时心态就崩了，他觉得这是“卸磨杀驴”。
再加上回老家一看，哥哥残废、弟弟炸死，家里穷得连个像样的碗都没有。
他越想越觉得亏，觉得自个儿拼命这么多年，除了伤疤啥都没落下。
就在他心里最窝火的时候，国民党的特务凑上来了。
那边也不跟你谈什么主义，就直接砸钱、许官。
这对当时急着想翻身的徐广田来说，简直就是量身定制的诱饵。
1946年春天，这位曾经让鬼子闻风丧胆的英雄，连个招呼都没打，为了那点眼前的利益，竟然真的去当了国民党的特务连长。
但这事儿吧，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徐广田的这次“跳槽”，仅仅维持了两个月。
为啥？
因为他骨子里还是个穷苦人。
到了国民党那边，他以为是去享福，结果发现那边的军官喝兵血、抽大烟，根本看不起他这个“土包子”。
他那套在铁道上玩命的本事，在那边的官场里一文不值。
他想把革命当成生意做，结果发现到了对面，自个儿连上桌谈判的资格都没有。
仅仅60多天，徐广田就后悔得肠子都青了。
他发现自己不仅丢了荣誉，也没捞着钱，还背上了一世骂名。
于是，他又做了一个决定：逃。
他扔了国民党的衣服，灰溜溜地跑回老家躲了起来。
这就有了1949年的那一幕。
当公安人员包围他的院子时，徐广田正在劈柴。
他平静得吓人，就把斧头往旁边一扔，说知道这天早晚要来。
接下来的审判，挺有意思。
按理说，这种投敌变节的，当时枪毙都不为过。
但组织上查了大量档案，那一千多套棉衣、那炸毁的装甲车，都摆在桌面上。
法官最后认定：叛变是实锤，但在国民党那边属于“消极怠工”，很快就跑了，也没打过自已人。
最后判了两年。
这在当时，绝对是法外开恩了。
两年牢坐完，徐广田出来了。
但这才是悲剧的开始。
法律上算结案了，但社会性死亡才刚开始。
回到村里，原来的老房子早塌了，也没人理他，只能在山脚搭个草棚。
他想申请老兵优抚，人家翻开档案一看那两个月的记录，直接让他回去。
最后的日子里，他就在那个漏风的草棚里熬着。
最扎心的是，村里广播经常放《铁道游击队》的歌，大伙儿都在夸“王强”机智勇敢。
真正的原型徐广田却只能躲在阴影里，听着别人歌颂那个曾经的自己。
他把自个儿活成了一个透明人，那个英雄“王强”属于人民，而那个落魄的“徐广田”只属于他那个破草棚。
历史这本账簿最是无情，它记你的功劳，但也绝不会漏掉你的一笔坏账。
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徐广田在那个草棚里病死了。
死的时候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也没人送行。
乡亲们看不过去，用几块青砖帮他压了棺材板，木头上草草写了个名字，就把这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给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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