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上午，淮安中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法院涉农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审理情况，并解读11起典型案例。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全市法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涉农审判工作，将其作为服务“三农”、司法护航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是畅通诉讼渠道，强化便民服务。开设涉农案件“绿色通道”，实行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运用“移动微法院”等在线平台，便利偏远地区农民参与诉讼，降低维权成本。加强诉讼引导，帮助农民正确行使诉讼权利。
二是提升审判效率，注重及时解纷。针对涉农纠纷时效性强特点，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简化流程、缩短周期。对事实清楚案件，加大调解和速裁力度，力求高效化解矛盾，不误农时。
三是强化调解优先，推动实质解纷。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加强与农业农村、市场监管、消协及基层调解组织协作，构建多元化解机制。将调解贯穿诉前、诉中全过程，尤其对关联案件注重一揽子解决，实现案结事了。
四是坚持公正司法，严惩违法行为。严格依照《民法典》《种子法》《农药管理条例》等法律，准确认定合同效力与违约责任。依法打击制售伪劣农资、坑农害农等违法犯罪，加大对违法经营者惩处力度，保护农民消费者权益。在农产品收购合同中，维护农民合法收益，制裁恶意违约、压级压价等失信行为。
五是延伸司法职能，深化普法宣传。通过巡回审判、以案释法、发布典型案例、送法下乡等形式，宣传涉农合同法律知识，提升农民风险防范与依法维权能力。向涉农企业、合作社等提出司法建议，规范经营行为，源头预防纠纷。
涉农买卖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案例一
韩某诉蔡某
给付蔬菜款的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韩某承包土地种植蔬菜，蔡某从农户处收购蔬菜并供应给某食品厂。双方口头约定，2024年4-8月期间由韩某以固定价格向蔡某供应青菜，每日供应不得少于200包，后经协商每日供应不得少于100包。在履行过程中，因蔡某拒付蔬菜款6万余元，韩某诉至法院索款。一审中，蔡某对欠付蔬菜款金额不持异议，但抗辩因韩某未按照每日100包足额供应，导致在蔬菜价格上涨时，其为完成供应以高价另购蔬菜，给其造成损失，故不应支付蔬菜款。而韩某认可确实每日供应不足100包，但主张是应蔡某要求才减少供货。
【法院处理】本案从表面看是韩某向蔡某索要欠付的蔬菜款，但实质争议在于，韩某未能足额供货的原因、未足额供货有无给蔡某造成损失及损失数额的认定。因对损失金额争议较大，双方拒不调和，相互诉讼，产生诉累。最终在两级法院共同释法明理下，双方达成调解，以蔡某给付韩某2万元了结两起诉讼。
案例二
费某诉刘某
给付高粱款的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费某系高粱种植户，刘某系向酒厂供应高粱的采购商。2023年双方口头约定由刘某收购费某种植的高粱，但未明确收购价格，也未确定价格计算方式。后刘某按照2022年价格向费某支付了大部分货款，但因粮食价格市场波动大，双方在最后结算时产生分歧。费某主张按照2022年高粱单价的80%即2元/斤计算，而刘某主张其收购高粱是供应给本地酒厂，其从费某处收购后还要对高粱进行初加工再供应给酒厂，故要求在酒厂收购价基础上下浮一定比例，即按照1.65元/斤计算。
【法院处理】双方洽谈时既未约定采购价格，也未明确价格确定办法。最终法院本着鼓励交易的原则，结合本地酒厂收购价，经过走访咨询高粱除壳、烘干等步骤所产生的成本和损耗、高粱运输、仓储费用支出等，最终酌定高粱收购价格为1.75元/斤。
案例三
赵某诉周某
索要螃蟹款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赵某从事水产品销售并负责运输。2022年周某多次通过微信向赵某订购螃蟹，且支付部分螃蟹款。在赵某要求周某结算剩余货款时，周某辩称，2022年10月因物流原因送达晚点，导致该批螃蟹不新鲜甚至死亡，其不得已打折处理，应当从螃蟹款中扣除3万元损失。
【法院处理】赵某将螃蟹交付给承运人运输，按约送至交货地点。周某主张因物流晚点导致其10月所收螃蟹品质下降形成损失，但在当天双方的聊天记录并无反映，在赵某索款时也未提出，后在诉讼时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法院对其抗辩不予采信，周某应按约支付货款。最终在二审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法院提示】以上案例均发生于农户与商户之间关于农产品的长期交易场景中，因履约标准模糊、价格条款缺失、责任规则空白等，极易因市场价格波动大、交易周期长、履约变数多等原因而产生争议，所以，请务必摒弃“口头约定”的惯性思维，及时签订书面合同，或保留沟通的相关证据，并对交易条款提前考虑周全，否则纠纷解决无据可依，引起诉争。
案例四
许某诉段某
返还林木订金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2015年，段某与案外人冯某、宋某三人合伙经营某林场。2016年12月，段某隐瞒合伙事实，以个人名义与许某签订了林木买卖合同，约定向许某转让一批价值60万元的柳树，许某因此支付订金5.35万元。2020年4月，段某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并通知许某前往林木所在地进行采伐，但被另外两名合伙人冯某、宋某阻止，后林木被冯某、宋某采伐完毕，许某诉至法院要求段某双倍退还订金。
【法院处理】法院认为，合同签订时，段某隐瞒所卖林木系合伙财产、其无法单独处分的事实，导致许某依约砍伐林木被阻、且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许某付款用途备注是“柳树订金”，而非“定金”，许某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另行约定适用定金罚则，故判决段某返还订金并承担利息。
案例五
胡某诉某面粉公司、王某双倍返还
采购定金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王某系某面粉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仓库有3000多吨小麦。胡某系粮食经销商，需采购一批红麦。胡某首次到面粉公司开仓并在2米深处取样，认可小麦质量，遂支付了定金10万元以便买家复勘。后胡某联系好买家再次到面粉公司开仓取样，取样后认为6米以下是混合麦，不符合采购质量，放弃购买。胡某遂起诉面粉公司要求双倍返还定金，面粉公司抗辩当时与胡某交易的就是混合麦，是胡某故意违约，故不同意退还定金。
【法院处理】法院认为，胡某与面粉公司作为粮食经销人，对于粮食交易的检测及市场行情应熟知，但双方在本次交易过程中既未签订合同，也未明确小麦标准，导致产生争议、各执一词。后二审法院走访粮食管理部门，咨询粮食交易流程，分别了解红麦、白麦在双方交易前后的市场价格后，组织双方协调，最终面粉公司返还部分定金，纠纷得以化解。
案例六
王某诉桂某
返还种子定金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桂某主营种子批发兼零售业务。2022年初王某从桂某处预定“中科1号”稻种，并支付定金6万元。同年6月15日，桂某表示不能供货，愿意向王某退还定金，但一直未兑现，仅以杂交水稻抵偿部分还款。王某遂起诉至法院要求桂某双倍返还定金。诉讼中，因双方仅有定金付款记录，而对预定种子货款的总金额陈述不一，导致在适用定金罚则时无法认定定金的计算基数。
【法院处理】《民法典》第586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定金合同自实际交付定金时成立。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超过部分不产生定金的效力。实际交付的定金数额多于或者少于约定数额的，视为变更约定的定金数额。因双方对于货款总金额陈述不一，也无其他证据印证，故应以6万元作为总货款金额，定金则应认定为1.2万元。后在此基础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法院提示】定金一方面可以作为双方立约的证明，另一方面旨在保障合同的履行，督促合同当事人遵循诚信原则，积极履行合同。但同时也要注意到，仅口头约定定金及付款，而对定金担保范围、主合同标的（如货物质量、数量、价款）、履约标准等核心事项不作约定，同样易引发纠纷。在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法院仅凭当事人举证、质证及陈述，只能对当事人主张的合理部分推定成立，而难以全面还原客观事实。建议：第一、分清“定金”与“订金”，警惕一字之差的法律风险。“定金”是法定担保术语，适用定金罚则；而“订金”仅为生活中的预付款概念，不具有担保效力，违约时仅需返还本金。第二、严守定金数额红线，避免约定无效。交易双方应提前核算比例，避免因“高额定金”约定多承担损失。第三、规范合同约定，明确合同标的、履行期限、质量标准、适用定金罚则的具体情形等核心条款。尤其要避免口头约定定金，防止后续举证困难。
案例七
某农业服务公司诉王某农药、
无人机服务、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王某系粮食种植大户，某农业服务公司从事农资销售。2020年，双方签订《农药采购协议》及《无人机购机协议》，约定2020年8月至2022年9月，王某每年从服务公司处采购2500亩小麦、水稻所需的农药套餐，服务公司提供一架植保无人机喷洒农药，履约期满后无人机归王某所有，双方还约定了无人机单价及违约责任，但对于农药喷洒要求及标准没有提及。合同签订后，王某仅在第一年正常购买农药，此后未再采购。服务公司遂起诉索要无人机款，王某抗辩称服务公司喷洒的农药未能实现防虫治害效果，故其未再继续采购。
【法院处理】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双方分别签订了《农药采购协议》及《无人机购机协议》，但签订《无人机购机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农药销售及完成农药喷洒服务，保障《农药采购协议》完整履行。王某未按约定履行两年采购农药义务，无人机无偿转让的条件不成就，其应当支付无人机款项，一审法院结合两份协议的履行情况及合同约定的价款，判决王某支付无人机价款的70%。王某不服上诉，后双方在二审中达成调解协议。
案例八
胡某诉某农业公司
菌包种植回收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2024年，胡某经人介绍了解某农业公司的鹿茸菌种植业务。该公司业务人员向胡某介绍菌菇种植仅需一定场地，10㎡的场地投资13600元，菌包生长90天，即可获取净利润约40000元，公司将提供从场地规划、菌包栽植、日常养护到成品回收的一对一免费技术指导。双方未签订合同，胡某即向农业公司付款54400元购买菌包。后在种植过程中，胡某反映菌包发黄长虫、长势不好等问题，农业公司技术员遂向胡某推销30000元营养液，胡某未购买，技术员即不再回复信息。胡某遂起诉该农业公司要求返还菌包货款等损失。
【法院处理】法院认为，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已构成合同关系，买卖目的在于鹿茸菌的种植与回收。胡某从未种植过菌菇，在缺乏种植技术及经验的情况下，听信业务员宣传的高额回报，冒然种植鹿茸菌。而该农业公司推销业务时宣称“提供免费技术指导、一对一服务”，但在胡某种植发生问题后，并未提供实质性技术指导，更未到现场查看，只是推销营养液，此后对于胡某提出的技术咨询均无回复，故双方对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及损失的发生均应承担相应责任，最终判决该农业公司退还胡某部分货款。
案例九
蒋某诉某工贸公司农机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蒋某为开展农田翻土承包业务，于2023年6月从某工贸公司购买了农用拖拉机和旋耕机各一台，合计14万元。蒋某购买农机后，某工贸公司未对蒋某使用、维护农机及注意事项进行指导和培训。后农机在作业过程中反复出现问题，2024年6月份左右，双方达成《换机协议》，对拖拉机更换了发动机并维修保养。蒋某因农机使用问题而错过农耕时节，诉请某工贸公司赔偿损失。
【法院处理】法院认为，农业机械的销售对象是农户，对农机的使用条件、操作和维护注意事项有必要的说明和培训义务，以实现农户购买农机的目的，确保农业生产顺利进行。本案中，蒋某存在驾驶不符合准驾机型、操作不规范等行为，导致损失产生，工贸公司未尽到指导、培训义务，也应对蒋某的损失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最终在二审法院的组织下，双方就赔偿金额达成调解协议，一次性解决纠纷。
【法院提示】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型经济业态给农村经济带来新的活力与机会，但也暗藏诸多交易风险，尤其在“技术+物资”“服务+销售”等绑定式交易模式中，因合同约定模糊、权责划分不清、宣传与实际履约脱节等问题引发的纠纷频发，既损害了农户的切身利益，也制约了农村新型经济业态的健康发展。部分商家利用农户对新技术、新项目的渴求，以“高额回报”“全程保障”等模糊宣传吸引客户，却在核心的技术服务标准、物资质量要求、履约条件等关键环节缺乏明确约定；而农户甚至是种植大户往往因专业知识欠缺和法律意识淡薄，易轻信口头承诺，忽视合同条款的严谨性，一旦出现履约问题，极易陷入纠纷。唯有交易双方都强化契约意识，明确权责，才能有效降低交易风险，让新型经济业态真正成为助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
案例十
孙某诉苗某、秦某、秦某某
种子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孙某经营农资生意，苗某的丈夫秦某甲（秦某和秦某某的父亲）生前从孙某处购买种子，共欠17万余元，由秦某甲个人出具欠条。秦某甲去世后，秦某转账给孙某3万元，尚欠14万余元。孙某遂起诉索要剩余款项。
【法院处理】法院认为，欠条系秦某甲去世前单独出具，且孙某无证据反映苗某、秦某、秦某某与其发生过业务往来，故秦某甲应为买卖合同一方。因买卖双方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债务系生产、经营所产生，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故判决由苗某承担还款责任。
案例十一
邵某诉王某、朱某虾苗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王某和朱某系夫妻关系，共同成立家庭农场，经营虾稻种养项目，工商登记从业人员为夫妻二人。2023年3月，王某从邵某处购买12.5万元的虾苗，因未及时付款，2023年5月20日王某向邵某出具欠条，载明欠款人为王某。后王某一直未还款，邵某遂起诉王某、朱某夫妻二人共同还款。朱某以其不是债务人，未共同签字为由主张其无需担责。
【法院处理】经查，王某、朱某办理的工商登记为家庭经营，对外具有公示效力，且朱某以自己名义为农场购买了相关保险，农场收款码也与朱某银行卡绑定，朱某用该卡对外支付家庭开支，故法院认定欠条虽由王某一人出具，但该农场为王某夫妻二人共同经营，经营收入也用于家庭生活，案涉债务系家庭农场经营过程中所欠货款，故最终判决王某和朱某共同偿还12.5万元欠款。
【法院提示】在涉农交易中，许多都是家庭经营，但出面交易、结算的仅是其中一人，发生纠纷时，债权人往往会连同家庭成员一并起诉，产生争议。为减少此类纠纷、保障交易安全，对于债权人而言，与夫妻一方发生经营类交易时，尽量要求夫妻双方共同签字确认，明确债务主体；若仅一方签字，建议债权人再提供夫妻另一方参与经营、款项用于其家庭生活的相关证据，如微信转账记录、工商登记信息等。同时，对于夫妻而言，共同经营家庭产业时，应明确经营行为的权责边界，若未参与经营且收入未用于家庭，应及时留存相关证据，以便在纠纷中清晰界定责任。
（来源：淮安中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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