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最大的失误，我以为是生前没为正式妻子朱安的生活作出安排。尽管按理，他去世之后，法律上“遗孀”的生活，顺理成章得由实质上的“未亡人”许广平负责，但这其中又确有“交易”的成分。
因为自始至终，朱安都是鲁迅的唯一合法妻子，许广平不过是“同居”伴侣角色，这是许广平自己也承认的。当初，许寿裳编写《鲁迅年谱》，涉及到鲁迅婚姻问题，写的是“与山阴朱女士结婚”，他怕当事人会介意，曾特意请许广平过目审核，而许广平不但认可这一说法，还亲笔将原文中那句“与许广平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改为“与许广平同居”，很是坦荡。或许她也清楚，世人皆知之事，就没必要去自作聪明强行遮掩了。
可问题在于，倘朱安乃唯一合法妻子，那许广平是得不到任何法律保障的。按彼时司法，鲁迅身后的所有遗产，包括存款、版税、房产都当由配偶朱安继承，许广平不仅自己无法得到分文，连周海婴作为法律上的“私生子”也是无权参与分配的。陶亢德《陶庵回想录》里就提过一笔八卦，说是1943年周母鲁瑞去世时，讣闻所列亲属上就没有许广平的名字，只有朱安。陶亢德也是促狭鬼，见到周作人，还故意问为啥不写“学生许广平”呢？知堂又难得幽默了一回，回说“也曾考虑过，实在难办”，因为如此一来“不是使鲁迅犯了重婚罪吗？”（《陶庵回想录》，中华书局 2022年版，页321）。揆诸当日，事实上确是这么一个情况。
可实际上，鲁迅死后，所有遗产均由许广平继承，朱安反而只是按需领一点生活费而已。我想，如此安排，换个稍强硬的女人，大概都不会同意的，乃至“遗孀”娘家要蛮霸一点，都不大可能这么顺遂。可朱安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对许这位“插足者”，她还视为姐妹。所以说，后来许广平主动承担起朱安的生活，固然是本性善良，但也可说有“交易”的成分，无非都不说破。这种“交易”，就是委婉劝说朱安放弃所有继承权，同时承诺负担她的生活开销。所以，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就立即请许寿裳出面，由他作中间人，恳请朱安交移鲁迅作品的全部版权。这笔钱还是颇为可观的，比如《鲁迅全集》首印时，许广平就一次性拿到“版税千元”。鲁迅文集的主要出版方北新书局，每月给的版税是200元+，许广平也算公道，一分为二，100元寄给在京的鲁迅母亲鲁瑞和朱安。那时还有个“鲁迅纪念基金会”，许广平可以从中支取资金。
一开始，彼此都相安无事。每个月上海许广平这边按时寄钱，北京那边的朱安则及时收钱，两方书信往来谈的也多是“钱”的事。可是后来，尤其是到了1940年代，战火越烧越旺，物价一天天飞涨，许广平这边就支撑不住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断供”——从1942年1月到1944年夏，起码有两年多时间，朱安几乎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实际是靠婆婆鲁瑞帮衬，而鲁瑞的生活费则又来自二儿子周作人，想象朱安的处境，那自然是极为难堪的。由此一来，鲁瑞朱安婆媳俩生活都成了问题，自然要抗议。最后经过书信磋商，许广平才同意每月负担40元，周作人那边每月给50元（鲁瑞提出每月最低生活费不低于80元）。这期间，鲁瑞那边也很不客气，经常抱怨钱不够花，希望许广平多给，搞得许也很生气，赌气说过“长此以往，卖身也无补”的话（李伶伶《鲁迅地图》，页245）。鲁瑞本身是精明人，管理过绍兴周家数十年产业过来的人，能力只怕不会输给如今小公司的那种“职业经理人”，她自然清楚许广平的汇款都是她该得的，只因按理鲁迅那些遗产许都可以没份。所以她有恃无恐，还有意透过许寿裳旁敲侧击，抱怨许广平钱给少了，斥责她这么“小气”，会“损害豫才生前之闻望，影响海婴将来之出路”。这期间，北京婆婆与上海准儿媳之间隔空较量，真正的儿媳朱安则默不作声。她又能说什么呢？过去有人拿朱安与江冬秀作比较，说两个人都是小脚太太，何以命运差别这么大，也确实有这么一个云泥之别。
再后来，鲁瑞去世，战火又将京沪联络切断，上海那边彻底“断供”，朱安孤身一人在京，毫无收入来源，不得已想到变卖鲁迅藏书。“生存比名誉和信用更重要”，这其实是逼上梁山最后一招了。可事情微妙在于，当朱安要卖书的信息一经见报，许广平又能第一时间联系上朱安了，万分火急地去信、摇人，并且登报声称“鲁迅遗产在未分割前为公同共有物，不得单独处分”云云，成功阻止下朱安。如今细思，朱安真是要卖掉鲁迅藏书么？只怕不见得。真要卖，打个电话就有书店来收书了，一两天都可以搞完，何至于非得广而告之，折腾个把月却纹丝不动？从过往事实看，朱安可说比任何人都珍惜鲁迅遗物，怎么会亲手卖掉呢？我觉得朱安不傻，她这是一种巧妙且委婉的要挟与警告，目的就是逼得许广平现身，然后主动“续费”。后来的1944年夏，许广平不得已请唐弢等人到朱安住所探望，朱安“脸色阴沉下来”，说了一句她也是“鲁迅遗物”的话，我觉得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据唐弢回忆，他进门时，朱安正在吃饭，“汤水似的稀粥，碟子里盛几块酱萝卜”，可见生活之窘困到了极点）。而许广平的前后表现，也是颇耐人寻味的。再往深了想，这个事本身就有“交易”成分的，“契约”是存在各自心中，谁打破了约定，就得去补救，否则都能让对方难堪。
当然，最根本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在“男人”鲁迅身上。我觉得这个局面，正是鲁迅的失策之处，即生前没有规划好，没有为这种错综复杂的家庭问题未雨绸缪做安排，尽管他是自知不起很长一段时间，完全有那个时间去想好办好。至于为何这么“疏忽大意”，我想最重要原因应该也有二：其一，他高度信任许广平，相信她会妥帖安排好，亦或早有交代，但许广平未曾公之于众；其二，毋庸讳言，鲁迅是一惯对朱安很忽视的，几乎可说是若有若无，当他病重缠绵于床榻之际，甚至都可能没有想到过朱安，那自然就谈不到什么“安排”了。老实说，这方面鲁迅可能还没周作人想的周到。1937年八道湾重定房产契约时，周作人还特意加上了朱安的名字，让她有三分之一的份额，就是要让“弃妇”日后生活尚有保障。周作人不管怎么说，在处理家事上我以为是向来比较公道的。当初，唐弢回忆“鲁迅藏书出售事件”那档子事，责骂周作人冷血，不给朱安更多的钱，可实际上道理很显然，许广平才是要付朱安生活费的实质责任人，因为她拿了遗产。于情于理于法，小叔有赡养寡嫂的义务么？更别说，鲁瑞临终前，交代二儿子要把此前给她的生活费继续转给朱安，周作人到底照做了，也是仁至义尽了。
毋庸讳言，要说冷，似乎另有其人。鲁迅生前写过千万字文字，却只字不提“朱安”，可说视而不见。他和他讨厌的祖父一样，写了一辈子的日记，但至为蹊跷的是，里面还不断提及羽太信子及其家人的名字，可“朱安”两字却只出现过一次，还是抱怨的口吻，其娘家也鲜少见诸记录。有研究者说，“鲁迅的行为一直颇令人疑惑，他似乎更愿意把信子和她的家人当一家人”，也确实会让人想不通。
2025.12.2晚，乱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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