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情况却是，蒋介石不到一个月就变了主意，我党却坚持用了8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为什么？
1937年，卢沟桥一声枪响，中华民族被逼到了亡国灭种的悬崖边上。全面抗战的局面算是形成了，但怎么个抗法，国共两党心里各有本账。
老蒋那边，是被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逼得没办法，不得不坐下来谈红军改编的事。
但他心里那点小九九，咱们清楚得很。
他想的是“收编”，给一个国民革命军的番号，把咱们得人马、指挥体系全打散、消化掉，变成他蒋某人的队伍。
这“第八路军”的番号，就是这第一步。
1937年8月18日，蒋介石一纸命令下来，把咱们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给了这个名分，就得听南京国民政府的，起码表面上是这样。
所以，这23天里的“八路军”番号，对我党而言，首先是一件迫不得已却又必须穿上的“合法外衣”。
不穿，就没有公开、合法抗战的身份，在民族大义上说不过去，也会失去全国民众的同情与支持。
穿上它，意味着我们在名义上接受了国民政府的改编，融入了全国抗战的序列，这是我们民族立场的鲜明宣示。
但重点来了，我党从接过这个番号的第一天起，就无比清醒。
这只是一件“外衣”，里面的“身子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独立自主的指挥体系、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丝毫不能变。
改编不是被收编，合作不是被合并。
就在这23天里，改编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
请注意，这一切改编的指令，都来自于我们党中央，而不是南京。
我们是在自主完成组织形式的变化，以符合抗战统一战线的需要。
紧接着，还没等全国人民把“八路军”这个新名字叫顺口，甚至没等老蒋那边可能进行的进一步渗透和控制措施到位，9月11日，一纸新的改编令又来了，“第八路军”变成了“第十八集团军”。
这个变化，就是老蒋内心深处对这支军队的忌惮和试图进一步管控的意图。
“集团军”的编制听起来更庞大，但将其置于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序列下，是否也包含了借助地方军阀力量进行制衡的考虑？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但恰恰就在这官方番号变更的档口，这支刚刚诞生、连正式名号都还没捂热的军队，打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胜仗。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设伏，一举歼灭日军板垣师团一部1000余人，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捷。
平型关大捷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它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
而这场仗是谁打的？
在全国人民的欢呼和媒体的报道中，它叫“平型关大捷”，而创造这场胜利的，是“八路军”！
可以说，“八路军”已经以血与火的辉煌胜利，烙印在了全中国人民的心中。
这个名字，从此与胜利、与希望、与不屈的抵抗精神牢牢绑定。
所以，这23天，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过渡期。
它是我党在极端复杂的政治军事环境下，以高超智慧完成的一次“亮相”和“定位”。
我们接过了那件“外衣”，但旋即用一场无可争议的胜利，赋予了这件“外衣”全新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灵魂和内涵。
从此，是“八路军”在抗战，而不是那个被赋予的番号本身。
那么，既然番号已经改了，为什么在之后的八年里，从领袖到士兵，从新华日报到田间地头，我们依然固执地、统一地使用着“八路军”这个称呼？
要知道，“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长达十一个字，拗口、冗长、官僚气十足，毫无传播力。在文盲率极高的旧中国，让普通老百姓记住并口口相传这个名字，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八路军”呢？三个字，简洁、响亮、朗朗上口。它像“红军”一样，是一个鲜明的、具象化的符号。
在宣传上，它具备无可比拟的优势。
报纸标题用“八路军挺进敌后”和“第十八集团军某部于某地活动”，哪个更有冲击力？老百姓说“八路军来了”和“第十八集团军来了”，哪个更能传递情感和希望？答案不言自明。
坚持使用“八路军”，就是选择了一个最具传播效率、最易被人民群众接受和记住的文化符号。
这个符号凝聚了认同感，成为连接党和人民的无形纽带。
侵华日军和伪军也始终以“八路军”为主要作战和防范对象，这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称谓在现实斗争中的“品牌效应”已经牢不可破。
而对于这支军队自身的广大指战员而言，“八路军”这个称呼有着特殊的情感价值。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经历了长征锤炼的红军老兵。
从“红军”到“八路军”，虽然名称改了，但着改编不是割裂，抗战的新阶段是红军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但在这里，事情反了过来。
我们通过把一件“短暂的外衣”穿成自己的“皮肤”，把敌人意图用于束缚我们的“编号”，变成了人民心中胜利的“旗帜”，最终“事成”而“名正”。
这个“名”，是人民用支持和信任赋予的，是用辉煌战果赢得的。
它的分量，远远重于一纸公文。
这正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在回顾抗日战争胜利时，首先想起的依然是那支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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