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冬天最让人胆寒的不是零下几度的西北风，而是一颗糖果。
1939年，在江西彭泽县的湖西村，日本驻军搞了个让现代人听了都背脊发凉的“按岁挑担”游戏。
这帮人就像是在玩一种变态的算法：你几岁，就得挑几斤重的东西。
村里有个七十多岁的李大爷，硬是被强迫挑起七十斤的大石头。
这哪是挑担子啊，这就是把老命往死里压。
老人颤颤巍巍走了没几步，就在满是冰碴子的泥地上摔了个大马趴，还没等喘口气，旁边的日本兵皮鞭子就抽下来了。
最离谱的在后面。
等人被折磨得皮开肉绽、趴在地上像滩烂泥的时候，那帮恶魔会笑着扔过来两块糖果。
你敢不接？
那就是看不起太君，接着打。
这种把人的脸皮剥下来扔地上踩两脚，再赏你一口甜头的羞辱，比直接给一刀还让人绝望。
这一年，档案里的主角何祖德还不到二十岁。
他在这种活地狱里，整整熬了七年。
咱们得把时间轴稍微往前拨一点，看看这地狱的大门是怎么打开的。
1938年夏天，为了打通长江航道进攻武汉，日军对着那个号称“长江锁钥”的马当要塞疯了一样地炸。
史书上这叫“武汉会战”，写得那是波澜壮阔，可落到湖西村老百姓头上，就是天塌了。
那天何祖德正在院子里帮他爹劈柴，听见天上嗡嗡响，还以为是那种大个头的苍蝇。
结果抬头一看，三架印着太阳旗的轰炸机像是老鹰抓小鸡一样俯冲下来。
气浪瞬间就把屋顶掀翻了，前一秒还在隔壁唠嗑的王大爷，后一秒就被埋在废墟底下成了碎肉。
那时候的农民哪懂什么战略战术啊，他们只知道，这日子没法过了，阎王爷来收人了。
要是光轰炸也就算了，真正让人活不下去的，是三个月后鬼子进了村。
那时候的人都有个很朴素但也特致命的想法：舍命不舍财。
何祖德的父亲、大伯和小叔，三个正当年的壮汉，就因为家里那头耕牛没来得及牵走，愣是迟疑了那么几分钟。
在那个年代，一头牛那就是全家的命根子，比现在的房产证还金贵。
可就是这几分钟的犹豫，三条人命就这么没了。
何祖德躲在树丛里，眼睁睁看着那明晃晃的刺刀捅进至亲的胸膛。
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
就像被人扼住了喉咙，想喊喊不出来，想冲出去腿又是软的。
在那个命如草芥的乱世，一头牛的命，有时候真的比三个壮劳力还要“值钱”。
这还不算最惨的。
钱家湾那边发生的事，才叫真正的修罗场。
二十多个乡亲，被日本兵用那种纳鞋底的粗铁丝，直接穿过手掌心，一个个串起来，跟串蚂蚱似的拉到晒谷场。
机枪一响，这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宰。
有个叫阳华国的幸存者，命是真大。
枪响的时候他顺势往死人堆里一倒，屏住呼吸装死。
日本兵穿着那种带钉的大皮靴，在他脑袋上踢来踢去检查有没有活口，他愣是一动没敢动。
直到天黑透了，这哥们才顶着一脸的血浆脑花，从尸山血海里爬了出来。
你想想那画面，恐怖片都不敢这么拍。
后来日军搞了个什么“维持会”，说白了就是伪政权。
在这底下讨生活，那就跟在刀尖上跳舞差不多。
何祖德因为年轻力壮，被抓去当了免费苦力。
有一次攻打郭桥，让他背那种死沉死沉的弹药箱，就因为脚底下打了个滑，走慢了一步，脊背就被枪托砸得半个月没法平躺睡觉。
最绝的是有一年冬天，天寒地冻的，那个冷风跟刀子似的往骨头缝里钻。
何祖德和同村的何玉白被扒得一丝不挂，绑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上。
这还不算完，旁边的日本兵一边烤火喝酒，一边拿刺刀在他们肚子上比划取乐。
一边是把酒言欢的恶魔，一边是冻成冰棍的肉体，这画面荒诞得让人想吐。
要不是后来村里的老中医拼了老命，偷偷灌了热姜汤，又拿棉被给捂回来，这两条命早就交代了。
这种日子过了整整七年。
你可以去查查档案，就在这一个小小的湖西村，五十多位乡亲没了，一百多户房子被烧成白地。
那个曾经到了饭点全是炊烟的村子，彻底变成了鬼蜮。
但老百姓这种生物，有时候韧性强得吓人。
就像野草一样，火烧完了，根还在，春风一吹又是一片。
后来啊，何祖德活到了很老很老。
晚年的时候，他经常一个人在村里的水泥路上溜达。
周围都起了那种几层高的小洋楼，大家日子都好过了。
可老人的眼神总是怪怪的，他不像是在看风景，倒像是在看那个看不见的过去。
他总是一遍遍跟家里的小辈讲那个“糖果”的故事，讲那个被铁丝穿过手心的邻居。
有人嫌他唠叨，说老黄历翻着有什么意思。
老人也不生气，就是在那叹气。
他心里清楚，那不是故事，那是刻在骨头上的疤。
现在我们坐在空调房里，点个外卖嫌送慢了都要给差评，很难去理解那种为了保住一头牛而送命的逻辑，更没法体会接那块带血糖果时的心情。
但你得知道，这份档案不是为了让你恨谁，是为了让你清醒。
只有当你手里有剑的时候，才有资格说自己热爱和平。
不然的话，那就是待宰的羔羊在跟狼谈论吃素的好处。
何祖德老人最后一次讲完这个故事，是在一个午后的暖阳里。
没过多久，他就安安静静地走了，享年93岁，走的时候，手里什么也没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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