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1月8日的凌晨，作为南京博物院院长的姚迁，选择以自缢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姚迁在一张有形权力网的压制之下，深切感受到了申诉无门的绝望，姚迁以最决绝的方式告诉那些要“整”他的人，自己永远都不会承认“莫须有”的罪名。
姚迁是1962年调任南京博物院担任副院长一职，此前为江苏省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长期在文教领域工作，而那时南京博物院院长正是鼎鼎有名的曾昭燏。
1964年12月，曾昭燏因为政治压力选择在南京灵谷寺塔跳塔自杀，当时作为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的姚迁，可能是他第一次亲身感受到政治压力的残酷现实。
曾昭燏自杀后，姚迁接替了南京博物院院长一职，其间他重视文物搜集、研究、陈列、教育等基础工作，熟知博物馆的各项业务，在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民俗学、艺术史和文物保护技术方面，都有建树。
但他没有想到自己一个专注于文化历史领域的专业工作者，自己经历了文革动荡之后，会在八十年初开始经历到类似文革时期被整遭遇，自己最终在绝望之下选择以死抗争鸣冤。
姚迁得罪了“老同志”
从上世纪八十年初开始，当时江苏省委的一些“老同志”经常要求借走博物院里书画藏品，由于姚迁个人耿直、正派的作风，一直跟那些“老同志”追讨被借走的博物院书画，这就得罪了那些老领导。
最让那些“老同志”不高兴的是，姚迁竟然不给他们省委领导身份面子，而且姚迁还将每个借走书画的“老同志”登记了，谁借了什么，借的时间多久，到时间就去催着追讨。
可能原本在某些“老同志”想法里，人家是只想悄悄地借走，而且还希望南京博物院的院长做一个能够察言观色“懂事”的院长，悄悄地帮“老同志”把所有借走书画的记录全部清除掉，一点痕迹不留。
所以这就有了后来发生的“姚迁事件”，姚迁的知己好友、“红学家”冯其庸在《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中有对“姚迁事件”始末记录，其中就披露姚迁为什么会被诬陷迫害的原因。
“他们”要把姚迁弄下去
冯其庸自传里说“他们想把他（姚迁）弄下去”，想要“整”姚迁院长的人就是“他们”，“他们”就是那些借了南京博物院书画藏品的“老同志”。
那些“老同志”对于“不开窍”的姚迁院长报复动作是很快的，而且所有的招数都是文革时期“整”人的那一套。
1982年，“他们”先是调查姚迁的生活作风问题，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扣帽子的地方，于是接着调查姚迁的经济问题，诬告姚迁贪污外汇数万元。
据姚迁夫人孙和君在《姚迁永远活在我心中》回忆文章中记录，当时“他们”还曾将所谓的“姚迁贪污外汇案”列为省里的经济大案来侦察，但最终调查结果就是纯属诬陷。
在生活作风、经济上找不到姚迁的问题后，“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一个正派文博工作专家的迫害计划。
1983年初，“他们”找到了曾经南京博物院里被姚迁院长严厉批评过的工作人员，其中就有文革时期南京博物院里面的造反派头头，接着就阴谋策划了一场指控姚迁“剽窃学术成果”的虚假指控。
原来“他们”发现，之前有南京博物院研究人员经常在姚迁参加的文物鉴定会上做记录，把姚迁对所涉文物的鉴定观点整理成文章拿去发表，有的甚至偷偷地把姚迁名字也加上。
于是“他们”就以此大做文章，还让那个把姚迁鉴定观点记录发表文章的研究人员给“策反”了，让他跳出来编造诬陷姚迁的材料，并且捏造事实称是姚迁强迫署名的，剽窃了自己的学术成果。
接着，“他们”让参与这个诬陷姚迁阴谋计划的其中一个人将资料转送给了《光明日报》记者，大概接收诬陷资料的记者也是“他们”早就联系安排好的人。
在收到资料后，1983年3月，《光明日报》记者刘某某、罗某某到达南京，与南京博物院几个编造诬陷材料的人密谋多日，而且没有去采访被指控的当事人姚迁院长，随后就返回北京炮制出了一篇南博院长“剽窃”、“侵占”科研人员学术成果的报道样稿。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当时江苏省文化局（尚未改组为文化厅）收到了《光明日报》报社的征求意见稿后，江苏文化局严格按照程序向姚迁求证调查。
江苏文化局调查期间，姚迁也在1983年5月给省文化局党组提交了事实真相材料，最终省文化局党组调查发现《光明日报》记者所撰写的新闻稿材料与事实不符，并以此形成书面材料反馈给了《光明日报》。
“他们”既然启动了对姚迁的迫害计划，哪有那么容易放弃，眼看阴谋策划的诬陷南博院长“剽窃”、“侵占”科研人员学术成果的新闻稿不能见报，《光明日报》那两名记者在1983年7月再次到达南京。
这一次《光明日报》的两名记者以“钦差大臣”高傲的姿态见了姚迁院长，甚至他们还让姚迁觉得是“蒙恩”受到接见，拉大旗作虎皮，一上来就给姚迁的问题定性，并且说“有中宣部邓力群部长的指示”。
尽管姚迁想要解释说明指控材料中所涉问题的事实真相，但《光明日报》记者不愿意听，最终双方不欢而散。姚迁在事后给省文化局写了两篇文章反馈与《光明日报》记者见面的情况，并且对《光明日报》记者的做法提出了异议。
根据北京大学国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庆全披露的内容，《光明日报》那两位记者可能还真不是拉大旗作虎皮，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作了批示要求《光明日报》介入姚迁的事情。
这个王强华应该说的是真实的，因为他当时是《光明日报》副总编辑，而叶绪泰在1983年7月份的时候还是江苏省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他是在1984年初升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
由此可见，“他们”为了把姚迁院长弄下去动用了多大的政治力量，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对姚迁院长采取打击力度空前的。
在这种情况，当时江苏省文化局还是没有迫于《光明日报》的压力而做出错误决策，坚定实事求是的原则保护了姚迁。
1983年8月4日，诬陷姚迁的《光明日报》在南京向江苏省文化局党组会被汇报所谓的“调查报告”，在听取记者的汇报后，江苏省文化局党组同志当场向《光明日报》记者指出，“姚迁没有侵占王少华的科研成果，也没有打击压制王少华，你们这样报道，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党的干部政策”。
因为《光明日报》记者打着“中宣部部长有指示”的旗号下来的，江苏省文化局还是比较慎重的，两天后再次开会研究，并在8月11日将党组会议研究后的意见，形成正式报告，送呈中央宣传部、江苏省委、省委宣传部，同时寄《光明日报》社党组。
当时江苏省委收到报告批阅后，肯定了江苏省文化局的报告，认为报告内容对姚迁院长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光明日报》的记者看到江苏省文化局方面没有接受“他们”对姚迁问题的定性，于是就直接“霸王硬上弓”，在1983年11月18日那一期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了那两位记者的新闻稿，指控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剽窃、侵占该院科研人员的学术成果。
同时，《光明日报》未刊登江苏省文化局党组不认可《光明日报》那篇报道的正式文件，尽管江苏文化局立即致函报社要求请予补登，但报社一位负责人表示，江苏省文化局党组的意见就不登了，这件事就此结束了。
至此，“他们”这就为即将到来的1984年发起对姚迁的“大风暴”做好了铺垫。
姚迁被迫走向绝望
时间来到1984年，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换人了，原部长汪海粟卸任，接任他的是叶绪泰，叶绪泰从省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升任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同时，江苏文化局已升格为江苏省文化厅，文化厅一把手也换人了。
1984年1月，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到南京的时候，带上了《光明日报》内部关于姚迁的“情况反映”材料，交给时任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要他了解处理。显然，“他们”对于之前借着“中宣部部长指示”的大旗没有达到目的是不满意的，“他们”再次从上面施压。
随即，省委宣传部将省文化局党组原先在1983年8月11日形成的有关姚迁的正式报告给否了，而是根据《光明日报》内部材料“情况反映”重新成立宣传部、文化厅联合调查组进驻南京博物院。
这个时候，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即将迎来一场让他走向绝望的超级“大风暴”，姚迁可能没有意识到，1983年11月份《光明日报》所发有关他的片面不实报道，在海外地区被媒体大做文章，相关负面报道之后“出口转内销”传了回来。
“他们”的这一个布局完全达到了目的，有了这个情况之后，不论姚迁是否承认《光明日报》的指控，“他们”用海外负面舆论的压力加速姚迁蒙冤的进度，就是要迫使江苏省文化厅将姚迁弄下去。
1984年3月14日，江苏省文化厅厅长亲自到南京博物院宣布，经省委指示，为调整南京博物院的领导班子，派5人调查组进驻南京博物院对姚迁的问题进行调查。
据时任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的王鸿回忆，当时突然有一天，姚迁晚上十点多钟悄悄到他所住的地方，姚迁脸色苍白，神情憔悴。王鸿请姚迁坐下后沏上茶，姚迁长叹道：“王鸿同志，我遭大难了！”
这让王鸿相当吃惊，因为省文化厅没有召开党组会议讨论姚迁的事情。姚迁告诉王鸿，省委宣传部已向南京博物院派去了调查组，根据《光明日报》那两位记者捕风捉影捏造的调查报告，要姚迁承认剽窃、侵占科研人员学术成果的严重错误，写出书面检查。
姚迁虽然经过多次据理力争，但省委宣传部调查组对他的意见置若罔闻，仍然对他穷追猛打，强迫他认罪。
1984年4月12日，省委宣传部调查组拿出了《关于姚迁同志“剽窃”、“侵占”科研人员的学术成果的调查报告》，报告内容就是《光明日报》的翻版，所谓的证据来源都是原先向《光明日报》记者提供揭发材料的那几位诬陷者。
时任南京博物院的副院长梁白泉对此义愤填膺，他是从事文博工作几十年的专家，坚持真理与正义，对省委宣传部领导明确表态，“姚迁院长没有剽窃、侵占科研人员的学术成果”。
但调查组没有一点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听取多数南京博物院职工的意见，同时还对揭发诬陷姚迁的人、对姚迁落井下石的人予以重用。
江苏省文化厅在1984年4月下旬、5月初相继召开党组会议讨论省委宣传部对有关姚迁的调查报告，目的就是要形成党组决议坐实姚迁院长剽窃、侵占科研人员学术成果的事情。
然而在省文化厅党组会议上，第一次是四个副厅长反对省委宣传部调查组的报告，只有厅长一个人赞同；第二次是四个副厅长依然反对，厅长与新增加的一个副厅长两人赞同，省文化厅党组在调查组报告定性上是有很大的分歧。
显然那几位副厅长都知道姚迁事情的来龙去脉，特别是有位叫曹德进的副厅长，明确写上了“在姚迁问题上有根本性分歧”，但省文化厅长将此话删除后，拿出一份文化厅的意见报告报送了省委宣传部。
当时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内部，分管文化系统的副部长陈超尽管也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时任宣传部长的叶绪泰同时有省委常委的身份，陈超的意见没有任何作用，甚至就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副部长胡福明都不敢对叶绪泰的要求提出异议。
从1983年8月到1984年的8月，相关调查组到南京博物院对姚迁的事情进行了七次调查。
1984年8月21日，省委宣传部调查组拿着“核实材料”到南京博物院再次找到院长姚迁。姚迁看了材料后极其气愤，并怒斥调查组这样做的出发点就是整人，调查组只相信诬陷者王少华的话，对他提交的材料看都不看，一点都不相信，坚决不同意调查组的报告。
姚迁希望调查组给他一个星期时间，他要再写一份回复调查组的所谓“核实材料”。第二天姚迁写信给宣传部部长叶绪泰提出上述要求，依然被拒绝了。
省委宣传部部长叶绪泰已经不想再拖下去了，必须要让姚迁马上接受调查组的调查报道定性，要求姚迁立即认罪。
叶绪泰在后来与《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王强华对话的时候曾说过，姚迁的事情是上面带着“框框”下来的，这虽然虽然是叶绪泰的动机因素，但叶绪泰肯定也没有说出真正的原因。
很快叶绪泰就对姚迁发起了“总攻”，1984年8月24日、25日，省委宣传部召开了所谓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省文化厅、省文联、省社联、省出版社、《新华日报》、省纪委等十多个单位的负责人与会，《光明日报》那两名记者也参加了，而作为当事人的姚迁却没有被邀请参会。
这次座谈会明确要求每个单位来一名主要负责人，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必须全部到会，但省文化厅副厅长、党组成员曹德进，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超，两人都因为对批判姚迁持不同意见，拒绝参会。
座谈会是由叶绪泰亲自主持，叶绪泰在座谈会上点名批评了曹德进、陈超拒绝参会是霸道，还让其他参会者不要背“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表现比较好的包袱”。叶绪泰的意思就是让参会者大鸣大放在会上批判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不要有任何顾忌。
调查组首先在会上宣读姚迁所犯错误，接着各单位的负责人就相继发言，其中有的人上纲上线推理论罪，有的人情绪激昂、气愤填膺炮轰姚迁，有的人迫于叶绪泰的压力而说了违心的话，省文化厅的一二把手对姚迁进行猛烈的批判。
但也有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会上对调查组对姚迁的指控逐条反驳，省文化厅有两位副厅长提出了质疑，其中副厅长王鸿明确认为姚迁文章署名不存在剽窃，还举例其中姚迁在扬州召开的一次文物工作座谈会上姚迁的会议总结，那份总结最后由姚迁署名发表是一点问题没有。
但这些反对的力量没有任何作用，作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叶绪泰专横霸道地直接给姚迁定案，宣布了三项决定：1、充实加强南博领导班子；2、责成姚迁作检查；3、文化厅派一个副厅长带领调查组继续调查姚迁问题。
同时，叶绪泰也没有忘记在座谈会上与自己“唱反调”的省文化厅副厅长王鸿，直接就对王鸿进行了打击报复。
王鸿在出差几天后回到省文化厅，厅长拿着一封写给省委宣传部和省纪委的“人民来信”，那封信反映省电影公司放映一部国外的黄色影片，有一个厅长参与观看。而王鸿是长期分管电影，曾看过多部内部放映的外国影片。
由此推理，我肯定脱不了看过这部国外的黄色影片的千系，省委宣传部部长叶绪泰在那封人民来信上亲笔批示几个大字：“必须严肃查处！”
王鸿随即回复，自己在那几天时间都在外地出差，刚回来，可以马上去调查一下。这一句话直接把厅长给弄憋屈得扭头就走了，从这件事情就看得出，叶绪泰是把副厅长给记恨上了。
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福明在不知道这个调查组是怎么成立的，是根据哪些科研人员的揭发成立的，更没有调查每篇文章写作情况、发表过程，在没有任何调研的情况下，就盲目地认同了省委宣传部调查组的调查报告。
而这位胡福明副部长是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当年他在担任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的时候，他所主导撰写的这篇文章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胡福明也因此于1982年11月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担任副部长。
胡福明在2016年出版《我的学术小传》自传中讲述当时的一些内情，坦诚自己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没有犯过错误，但在行政工作上犯了个大错误，那就是“姚迁事件”。
《光明日报》记者拿着批判姚迁院长的新闻稿，到宣传部要宣传部领导签字的时候，而部长叶绪泰却没有签字，反而让胡福明签字，但胡福明拒绝签字。
不过这与姚迁夫人孙和君在讲述姚迁冤死的文章内容有出入，姚迁夫人认定当时《光明日报》对姚迁的点名批评是经得叶绪泰和胡福明两人的同意。
虽然胡福明拒绝了就《光明日报》新闻稿发稿签字，但这并没有阻挡“他们”要彻底“斗臭”姚迁的动作，1984年8月26、2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南博院长姚迁以权谋私侵占科研人员学术成果》、《对姚迁同志所犯错误问题江苏省委宣传部作出有关决定》和《姚迁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三篇报道。
《光明日报》甚至还配有《知识分子的智力成果不容侵占》的评论员文章，指控姚迁最近几年侵占他人学术成果二十余篇（本），并说姚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凭借权势，不择手段，把科研人员作为获取名利的摇钱树，还批评姚边查边犯。
叶绪泰更是再加了“一把火”，在未经省委批准的情况，同意众多报纸对姚迁同志公开点名批判。一周之内，全国十几家报刊竞相转发，声势浩大的程度创下了文革之后的新纪录。
1984年8月30日，省文化厅厅长要求姚迁到厅里接受谈话，本已因连续调查折腾而受到巨大的精神刺激姚迁病倒在床，姚迁的妻儿不得不告知《光明日报》连续两天报道对他猛烈批判一事，当姚迁看到《光明日报》的报道后，姚迁泪如雨下，连喊冤枉。
最后姚迁拖这病体由儿子扶着到文化厅接受谈话，谈话回家后，姚迁口述让儿子替他笔录了自我批评，并辞去南博院长职务。
而胡福明还是被人“挖了坑”，当时省委宣传部以部长叶绪泰去外地出差学习为由，让胡福明代表省委宣传部与省文化厅厅长一起去南京博物院宣布撤销姚迁院长职务，并且还批评姚迁的“错误”，要求姚迁做检讨。
姚迁院长被撤职后，“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过姚迁，反而是穷追猛打。在被宣布撤职的当天，省文化厅顾姓副厅长再次带着调查组，第八次进驻南博。
扬言要把姚迁整到石子岗（火葬场），明确要求对没有了院长身份的姚迁进行“三查”：一查姚迁经济问题，二查他和周围人的不当关系问题，三查姚迁的生活作风问题。
一番调查下来依旧没有找到任何问题，调查组不甘心又生一计，想要诬陷姚迁的“渎职罪”，编造谎言称，南京博物院在南京解放时国民党留下20多万件瓷器，放在地下仓库遭到损坏。
1984年9月初，姚迁的病情加速恶化，9月7日住进区属医院，病情十分危急，经过数十天抢救和医务人的精心治疗，病情得到控制，但姚迁这个时候被诊断为精神障碍症，服药后每晚只能睡2小时左右。
姚迁这时候的境况，让人想起了前任院长曾昭燏因为政治压力导致精神障碍，最终选择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巧合，1984年是曾昭燏逝世20周年。
在姚迁住院期间，他的好友冯其庸也到南京看望了姚迁，并且安慰姚迁事情总归可以弄清的，不要着急。
一个月后的十月中旬，当姚迁病情转好后，姚迁用口述方式让儿子帮自己写申诉书，还要儿子去找了解情况的人核实事实真相。
然而姚迁儿子的举动让姚迁及儿子都招致了省文化厅打击报复，省文化厅批姚迁儿子搞“非法活动”、“无理取闹”，派调查组到儿子单位告状，姚迁儿子也因此遭株连迫害。
十月下旬，“他们”甚至打击报复躺在病床上的姚迁，先是省文化厅厅长要求姚迁必须做一个像样的检查，并安排文化厅顾姓副厅长在南京博物院全院大会上宣布：“我们有省委负责同志的指示，姚迁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希望姚迁同志早日出院，做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
接着又有省委宣传部再次派调查组工作人员到医院，向医院介绍了姚迁问题的严重性质，找医生让姚迁出院回去写检查，遭到医生阻拦后，竟然直接到病房找姚迁谈话。
这种情况下，导致了周围所有对姚迁的负面议论越来越多，姚迁的病情再度恶化，精神再度出现了障碍问题，连安眠药、镇静药物都没有效果了，姚迁一再要求出院。
这个时候，远在北京的好友冯其庸得知姚迁越来越严重，姚迁有冤无处申诉，但冯其庸因为有等待去苏联的出国任务，不能到南京帮助姚迁，于是就写了一封信给姚迁，告诉姚迁“要等我回来，我一定来看你，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千万不要着急”。
1984年11月7日，姚迁妻儿在姚迁的强烈要求下带其出院回家了，而冯其庸的信也在那时由时任南京博物院办公室主任徐湖平送到了姚迁家里，当姚迁看到冯其庸的信之后泪如雨下，同时不断地喊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1月8日凌晨，姚迁在家中上吊自缢身亡。
这个时候，姚迁的妻儿才知道，原来姚迁看到好友冯其庸的信后喊“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是这个意思，他等不到冯其庸回国了，姚迁已经下了决心以死抗争的方式来伸冤，不愿意接受“莫须有”的罪名。
来之不易的鸣冤平反
姚迁自杀的事情，让整个江苏都震动了，很多江苏省里的人都知道姚迁被整的内幕，纷纷为姚迁抱不平，特别是文博界。姚迁之死在全球文博界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姚迁是国际博物馆理事会会员（中国仅六人）。
面对家属的责问，很多同仁的同情，外界开始批评省委宣传部，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省委宣传部安排了胡福明到南京博物院听取批评，承担责任，因为之前宣传部都是安排胡福明去约谈姚迁和宣布对姚迁的处理意见。
姚迁的自杀，对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福明的心理冲击比较很大的，在胡福明后来所写的自传中，他有对自己在“姚迁事件”当中的错误有深刻反思，他说“我这个书生从政真不行”。
可能最初那些要把姚迁弄下去的“他们”也没有想到，姚迁会选择以死抗争的方式来申冤，“他们”一方面是要找一个“背锅人”代表省委去承担责任，另一方面也要让省委尽快将这件事情舆论压下去，而且不能让家属及其他人出来为姚迁申冤平反。
江苏省想要草草了结此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勇敢的人站出来要为姚迁伸张正义，多方奔走鸣冤。
其中一个就是姚迁好友、“红学家”冯其庸，《红楼梦》研究学者冯其庸对姚迁的评价非常之高，说姚迁是一位文博方面的真正高层专家，特别是对青铜器和文物，在国际文博界影响力也非常大。
冯其庸与姚迁熟知是因为当时他研究《红楼梦》需要查阅大量历史资料，姚迁给冯其庸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让他在南京各个档案馆库房查阅搜集了各种史料，后来更是在姚迁的努力下，江苏省成立了“红学会”。
冯其庸从苏联回国后就下决心要将姚迁的事情弄清楚，冯其庸说，当时有很多南京的好友都劝他不要管这个事了，对他不利，甚至有人劝冯其庸为姚迁的事情喊冤鸣冤，就是跟省委对着干。
冯其庸在他的自传里有记录，当时非常了解姚迁事情的几个人都不敢在南京与冯其庸见面，其中包括南京博物院办公室主任徐湖平（后来担任了副院长、院长），怕被省委“老同志”发觉。于是冯其庸就和那几个人在扬州深谈，在扬州才敢原原本本把来龙去脉都告知冯其庸。
从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当时江苏省里面对姚迁之死的态度，以及当时要为姚迁伸冤有多难。
姚迁被整的时候，徐湖平一直是支持姚迁院长的，而且保存姚迁的很多记录资料，姚迁自杀后将那些内部记录资料全部给了姚迁的好友冯其庸，还把省委几个“老同志”与姚迁的谈话记录。
冯其庸看了记录资料后更加气愤，认为那些做的事情完全就是“四人帮”那时的做法，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强迫姚迁认罪。
正因为有了内部记录资料，冯其庸很快就将姚迁蒙冤自缢的来龙去脉写成材料报告，通过多方渠道转交给了多位中央领导，希望为姚迁平反昭雪。
另外据北京大学国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庆全透露，当时还有江苏作家高晓声和庞瑞根发出正义之声，他们分别给《人民日报》写信，为姚迁鸣冤。1984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在内刊《情况汇报》上，加按语摘编高晓声和庞瑞根的来信，并认为，姚迁是“受到错误批判被迫害致死”。
中央领导看到后批示，批示说：“我们现在要讲实事求是、安定团结，不能制造新的冤假错案，这是个大原则。”
刚开始要求江苏省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但江苏省调查组遇到很多阻力，调查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到1985年6月份的时候，中纪委看江苏省委那边没有动静，于是中纪委调查组直接进驻南京开展调查。
因为中纪委当时已经掌握了很多“姚迁事件”来龙去脉的详细资料，很快调查报告就出来了，中纪委在江苏省调查组的配合下，就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自缢身死问题作了调查，向中央提交了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认为，原来江苏省委宣传部对姚迁同志的结论性意见和《光明日报》对姚迁的点名批评不是实事求是的，定性是错误的。
1985年8月3日、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省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以及国内外30多种报纸都发表了新华总社对姚迁同志平反昭雪的报道。《光明日报》还向全国人民公开检查了报道不实的严重错误。
《人民日报》1985年8月4日第三版专栏报载《原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错案得纠正》：
中央纪委责成《光明日报》编委会对此作出认真检查，对有关人员作出处理。光明日报编辑部《关于姚迁事件报道严重失实的检查》：
经由中央批准，江苏省委对在查处姚迁问题过程中犯有错误的人员也作出处分决定。
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叶绪泰负主要直接责任，被撤职处分。（之后叶绪泰被调到了华东石油局任职）
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胡福明，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胡福明后来调任省委党校任职）
时任省文化厅的厅长也被给予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时任省委副书记的孙颌，负有领导责任，作深刻检查。（文化系统归孙颌分管）
1985年11月8日，在姚迁去世一周年的时候，江苏方面为姚迁在南京博物院举办了悼念活动，作为姚迁的好友冯其庸也从北京赶到南京参加了追悼仪式。
当年姚迁担任院长的时候，到底是哪些“老同志”借走了南京博物院书画藏品，姚迁知道，后来冯其庸也知道，调查组也知道，但对于社会大众来说，现在依然是一个迷。
要找到真相很容易，但公开真相却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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