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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宗义
编辑|宋可馨
审核 |朱依林 江怡
导读
中评社香港12月7日电/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刘宗义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发表专文《如何看待印度的二战史观》。作者以跨学科视角剖析印度二战史观的建构逻辑、历史根源及其对当代国家战略的影响。中国强调二战的反法西斯性质，而印度等南亚国家主要聚焦反殖民维度。本研究揭示了印度二战叙事本质上是后殖民国家身份建构与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的工具。反殖民优先论、实用主义合作论、印度中心论是当前印度教民族主义史观的三大支柱，印度的秩序观、价值观和安全观是其二战史观在当前的映射。针对印度等周边国家的二战史观，中国应以反法西斯和反殖民的双重正义超越美西方二元对立，通过柔性历史外交构建亚洲叙事共同体，捍卫《联合国宪章》以反对历史修正主义。本文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在于深化后殖民国家历史记忆政治化研究，揭示历史叙事权争夺的本质是国际秩序话语权博弈，并为中国破解周边“历史认知冷战”、引领亚洲集体记忆提供策略路径。南亚研究通讯特转载此文，供各位读者参考。
图源：网络
引言：历史叙事的政治维度
2025年8月30日，印度总理莫迪抵达天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这是莫迪7年来首次访华。但与大多数来华参加上合峰会的外国领导人不同，莫迪参加完峰会之后即直接返回印度，而没有参加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和阅兵仪式。并且，莫迪不仅不参加中国“9.3”阅兵，而且在访华之前先访问了日本。许多人对此深感困惑，认为是由于莫迪顾及美印关系而故意不去北京参加阅兵仪式，但其实莫迪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可能去北京，其深层症结在于印度的二战史观与中国不同。这一问题在中国周边国家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印度二战史观本质上是其国家身份建构的核心环节，既牵涉地缘政治博弈，更根植于复杂的国内政治生态和社会认同，无论哪一方面都不允许莫迪和印度政府站在中国一边。
要理解印度等南亚国家的二战史观，需把握三重理论框架。首先是权力叙事理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但历史书写权关乎国际话语主导权争夺，失败者从不认为自己是非正义的一方。比如日本，一直在千方百计开脱其侵略亚洲国家的罪责和挑起太平洋战争的罪责，与中国、朝鲜、韩国等争夺话语权。其次，建构主义视角：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记忆往往会被政治力量重塑以服务现实需求。一些国家和政府会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来记录历史、解读历史，甚至像印度、韩国等一些国家那样编造历史。最后是著名的克罗齐史学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书写与阐释始终服务于当下政治议程，旨在构建有利于自身未来发展的道义基础、舆论环境及秩序愿景，二战叙事直接服务于各国秩序观、安全观、价值观的当代建构。
一、中国二战叙事的双重维度：
反法西斯与反殖民的辩证统一
要理解印度等南亚国家的二战史观，需要首先厘清中国对二战的核心定义。这不仅是中印关于二战认知分歧的起点，也是构成国际秩序合法性的基石。
中国学术界的共识是，二战是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与全球反法西斯同盟的全球性战争。中国是亚洲主战场，苏联是欧洲主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都是二战主要组成部分。二战胜利后，全球反法西斯同盟建立了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美苏冷战、日本经济腾飞、中国崛起、美国相对衰落等国际格局演变，导致许多关于二战的错误史观沉渣泛起。近年来，随着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关于二战的错误史观愈演愈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精准总结了四种典型谬论：“忽视中国贡献论”“西方中心论”“二战六年论（忽略1931-1939年中国的浴血奋战）”“日本受害论”。这些错误叙事并非单纯的学术分歧，而是被精心构造的政治工具，其核心目的在于削弱中俄的国际话语权，解构现行国际秩序的合法性根基。①
因此，二战史观之争，本质上是国际秩序主导权之争、价值观正当性之争、安全威胁认知之争。这就不难理解中国国家领导人在2025年5月7日应邀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时，于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发表的纲领性讲话。他明确提出中俄两国“将携手捍卫二战胜利成果”，“深切缅怀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英勇献身的先烈，共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共同发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时代强音”。这一表态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意涵，是对错误史观的有力反击，也是对现行国际法理秩序的坚定维护。
当前，中国主流叙事强调二战反法西斯、反军国主义的核心性质。但不可否认的是，二战同时也具有反殖民斗争、争取民族解放的性质。二战的爆发，在根源上是由于一战后帝国主义之间殖民体系矛盾再度激化。在亚洲，日本企图以“大东亚共荣圈”替代西方殖民。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既是赤裸裸的主权侵犯，也是企图建立新形式殖民统治。因此在战争性质上，抗日战争既是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之战，同时也是民族解放之战。中国人民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摆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实现了民族解放。
二战期间，包括南亚在内的许多殖民地人民也参与了反法西斯战争，他们希望借此最终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同时，西方殖民帝国在战争中的严重削弱，客观上为全球非殖民化浪潮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中俄与印度之间关于二战叙事差异的根源在于各自不同的历史经历和现实国家构建需求。出于应对当前安全威胁的需要，中国和俄罗斯更加强调二战的反法西斯性质，而对反殖民主义的普遍性强调相对较少，而印度等南亚国家出于国家身份建构的需要，更加侧重二战的反殖民性质。
二、印度等南亚国家二战史观：
反殖民叙事与印巴分治
二战时的英属印度涵盖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三国，三国对二战的记忆与解读存在显著差异。
（一）
印度社会的传统认知
印度知识界的主流叙事强调英国殖民政府未经印度人民同意，强行在1939年将印度拖入战争。这被视为殖民压迫的又一铁证，极大激化了反英情绪。整体上，当时印度政治精英倾向于某种中立姿态，尽管人们普遍期望纳粹德国战败。在这种暧昧立场下，各派势力分歧明显：首先，当时争取印度独立的国大党内部三派鼎立：
1.甘地派：坚持“非暴力不合作”，反对参战。
2.尼赫鲁派：主张有条件与同盟国合作，条件是英国承诺印度完全独立。1942年甘地发起“退出印度”运动，要求英国“立即退出印度”，遭英国残酷镇压，使得反殖民仇恨进一步加深。
3.苏巴斯·钱德拉·鲍斯派（激进派）：主张与德日轴心国合作反英。1943年，在日本支持下于新加坡成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并组建约4.5万人的“印度国民军”（INA），在印缅前线与日军并肩对英作战。1945年日本投降后，鲍斯在试图飞往苏联过程中于台北松山机场遭遇坠机空难，不久死于台北陆军病院。其骨灰安葬于东京莲光寺，尼赫鲁、英迪拉·甘地、莫迪等印度政要均曾前往祭奠。印度社会对鲍斯与INA的评价两极分化：部分人肯定其反殖民勇气，批评者则谴责其与法西斯结盟的道德污点。
其次，真纳领导的全印穆斯林联盟在战争期间与英国进行了充分合作，这无疑增强了其在战后要求建立独立巴基斯坦的政治资本。
最后，部分土邦王公主张优先对日德作战，战后解决独立问题。1942年2月12日，蒋介石接见的诺华勃·鲍普尔（Nowab Bhopoll）土邦王公认为印度国民必须先要对日、德侵略者作战，暂时不必与英国人去争政权，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再来讨论交还政权的问题。②
印度为盟军贡献了约250万士兵和大量物资，但战后英国背弃了给予印度自治乃至独立的模糊承诺，印度也未能像中国那样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大国地位”。这种“贡献被无视”的集体创伤感深刻烙印在印度历史记忆中。同时，印度主流观点认为，战争中穆斯林联盟与英国合作强化了穆斯林的政治力量，成为最终导致印巴分治的关键催化剂之一。
这种复杂矛盾心态的极端体现，是印度法官拉德哈比诺德·帕尔（Radhabinod Pal）在东京审判中的表现。作为11名法官中唯一主张日本战犯全部无罪者，帕尔认为日本的行为“只是模仿”了西方列强的殖民行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在他眼中均为一丘之貉。他的观点虽不否认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却将轴心国的侵略与同盟国的殖民主义视为同一硬币的两面，深刻揭示了印度对二战所抱持的模棱两可，甚至批判同盟国的情感。帕尔的塑像被日本供奉在靖国神社游就馆前，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二）
巴基斯坦社会的认知
巴基斯坦的知识界强调二战对其独立建国的决定性作用。他们认为，英国为换取印度穆斯林在战争中的支持，默许甚至扶持真纳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壮大。穆斯林士兵在英印军队中比例较高，其贡献增强了穆斯林社群的政治话语权，为独立的巴基斯坦的诞生奠定了基石。
（三）
孟加拉社会的认知
孟加拉知识界将1943年导致约400万人死亡的孟加拉大饥荒，视为英国殖民当局战时政策的直接恶果：为保障前线军粮强制征收大米；优先运输军用物资导致救灾延误；英国政府未能有效赈济。这一惨剧成为孟加拉反殖民主义叙事的核心历史依据，但更深层的影响是饥荒所激发的强烈孟加拉民族意识，为其日后脱离巴基斯坦埋下伏笔。此外，吉大港等地作为盟军后勤基地遭日军轰炸也是孟加拉对于二战的历史记忆之一。
三、印度官方对二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立场演变：
从“战略性回避”到“民族主义重构“
印度在争取独立期间及独立后形成的复杂二战史观，直接影响其官方对二战及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立场与政策。这种立场并非一成不变，但总体上呈现出一种选择性承认与战略性回避的特征。直至印度教民族主义崛起，其二战史观被系统性重构为服务其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经济社会议程及大国战略的工具。
（一）
印度国大党长期奉行选择性承认与战略性回避策略
在追求独立期间的印度领导人的认知中，日本的地位常高于德国，部分源于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被部分印度精英视为“亚洲榜样”。在抗日战争问题上，当时的印度知识界和政界主流——尤其是国大党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是真实存在的，著名诗人泰戈尔强烈谴责日本侵华，亲自交给陈嘉庚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保证印度将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当时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也写了一封信，请陈嘉庚转达国大党在战争期间对中国的支持。③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军民的抵抗，对争取独立的印度产生巨大鼓舞。宋庆龄、朱德致信尼赫鲁寻求支持，国大党随即组建和派遣以柯棣华为代表的援华医疗队来华。1939年尼赫鲁访华，旨在考察中国抗战经验以为印度独立运动寻找借鉴，并表达印度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彰显中印联合争取解放的意愿。蒋介石给予了高规格接待。
然而，甘地基于其严格的“非暴力”哲学，对中国武装抗战持保留态度。1940年戴季陶访印时，甘地甚至语出惊人：“中国可以拿出2亿人口，让日本人肆意屠杀，日本必定溃败。”④1942年蒋介石以盟军中国战区统帅身份访印，试图调解英印矛盾，争取印度参战。尼赫鲁态度积极，并希望中国支持印度独立，但蒋介石对甘地的消极回避态度深感失望。甘地虽然对中国抗战表示同情，同时也表明不妨碍英国援助中国，但对于蒋提议中印两国共同奋斗，以求得共同自由之基础却置而不答，把蒋介石晾在一边，自己纺起棉花来。⑤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印度人民给予了宝贵支持。1940年英国迫于日本压力关闭滇缅公路后，中国失去外援通道，1941年国民政府筹划修筑康印公路。1942年4月，中英签订《中印航空协定》，著名的“驼峰航线”开通，成为中国获取外援的“生命线”。同年，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失利，部分部队撤入印度，在兰姆伽基地整训，为第二次入缅作战奠定基础。众多远征军烈士长眠于兰姆伽公墓。
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在二战及中国抗战问题上长期奉行一种选择性承认与战略性回避的策略。2016年1月，新德里世界图书博览会举办《东方主战场》发行仪式，印度GDB出版社社长高邮称该书“帮助印度读者了解中国抗战历史”，并承诺宣传柯棣华等援华医疗队事迹，促进印中友好。⑥但纪念柯棣华和中国抗战从未上升为两国国家级联合行动。对于中国使领馆到印度北阿坎德邦兰姆伽祭拜中国抗日远征军烈士公墓的事情，⑦印度媒体也有报导，但该公墓在印度一直能见度较低，中印之间缺乏官方互动，并且印度官方担心得罪台湾当局。
这种态度揭示了作为后殖民国家的印度历史叙事的复杂性：肯定中国战场贡献虽符合其主张的“多极化秩序观”，但印方更迫切需要解构殖民史观并服务当代大国诉求，确立自身在反殖民斗争中的地位与贡献。其知识界认识到中国战场贡献在西方叙事中被边缘化，但印度自身也深陷“200万印军参战却无话语权”的集体创伤中，过度附和中方叙事，可能冲淡印度自身的“历史诉求”。当然，从现实外交角度来说，发展对日、对台经济和战略关系是其重要国家利益。
（二）
印度人民党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史观重塑
近二十余年，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m）的强势崛起和印度人民党（BJP）长期执政，印度的二战史观发生了显著且刻意的重构。这一重构服务于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议程与大国战略，其核心是神化钱德拉·鲍斯并系统编造一套符合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史观。
在印度人民党的莫迪政府推动下，鲍斯在印度民众心中的地位已超越甘地和尼赫鲁，成为最受崇敬的“独立英雄”。2014年后，莫迪政府大肆修改历史教科书，将鲍斯塑造为反殖民象征。莫迪2019年在德里红堡为鲍斯博物馆揭幕，2021年将其生日确定为国家“英勇之日”（Parakram Diwas）,2022年又将其称为“伟大的独立英雄”并在印度门为其建立雕像。同时，将新德里印度门前的“国王大道”更名为“责任之路”（Kartavya Path），印度政府在更名仪式上表示，国王大道代表殖民时期国王的权力，是人民被奴役与压迫的象征。⑧
印度人民党（BJP）及其母体组织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二战史观有三大核心支柱：
1.反殖民斗争优先论：认为二战本质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垂死挣扎，是印度独立的必要之恶。印度参战是被迫的奴隶义务，但战争最终削弱英国，为独立创造契机。
2.实用主义合作论：BJP和RSS将鲍斯及其军队塑造为反殖民先锋，刻意模糊鲍斯与德日法西斯合作的性质，回避其接受纳粹资金、利用盟军战俘组建军队等细节，将合作纯粹定性为反殖民策略。印度电影《被遗忘的军队》就是对这一情况的反映。莫迪称赞鲍斯是“领导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对英国作战的标志性自由战士，对印度自由运动的贡献无与伦比，是勇气和毅力的化身”。⑨
3.印度中心论：莫迪政府将一切历史解读服务于当代印度全球大国诉求与印度教民族主义身份建构。一方面，强调二战后“当战胜国开会制定随后的全球秩序时，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并未给予印度应有的认可。这一历史不公在过去75年里一直未得到纠正，尽管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⑩另一方面，采取选择性切割自身历史的手段：回避RSS及其领袖萨瓦卡尔在二战期间公开号召印度人参加英国陆海空三军、支持英国参战，并在印度东北部屠杀INA干部等等这些与其当前民族主义宣传相矛盾的历史。⑪
这套史观服务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逻辑，即反殖民斗争的道义性绝对高于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基于国家利益的实用主义合作优先于意识形态认同。印度政府对中、美、日在二战中角色的评价，均紧密围绕这一逻辑展开。
首先，印度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最为复杂。一方面，印度承认中国战场牵制日军70%以上兵力，肯定滇缅公路及“驼峰航线”的战略价值，赞扬印度援华医疗队体现“印中共同抗敌”。但另一方面，又企图对中国抗战做工具化解读，将中国抗战精神类比为印度武力抗英，服务于其“强硬路线优于甘地非暴力”的国内宣传。印度现政府对华二战贡献的承认，本质是为反殖民主义和贬低国大党服务的。同时，印度又将中国视为历史话语权的竞争者。印方认为，世界必须认识到印度所做的贡献并纠正过去,“世界已经变了”，因此有必要“接受当代现实”。⑫印度担忧中方叙事削弱印度反殖民史观的“道德优势”及其二战叙事独特性，警惕中国借二战史提升亚洲领导力。⑬
其次，印度对日本采取模糊化日本道德责任、最大化日本战略价值的策略。很多印度人认为，日本在印度独立中发挥了重要催化作用，因为日本在东南亚训练了35.3万名士兵，正是这些士兵阻止了欧洲对亚洲的重新殖民化。⑭在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的70周年纪念日，印度议会以集体默哀一分钟的方式向日本表示公开同情。印度总理也在当天发布推特：“我向所有在广岛丧生的人致敬。爆炸事件提醒我们战争的恐怖及其对人类的影响。”⑮莫迪政府大力推动印日战略协作，借日“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推进“东进政策”，在安理会改革中相互支持，积极吸引日资。
最后，印度对美国持表面认可但深层怀疑的态度。印度精英普遍认可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击败日本的决定性角色，但对于印度做出的贡献和付出的牺牲常被西方叙事边缘化耿耿于怀。印度长期批评对广岛、长崎的核轰炸，认为使用原子弹是过度使用武力。印度质疑美国“亚洲解放者”叙事，批判美国宣传“解放亚洲”实为取代日本殖民体系，认为保留天皇制、未彻底清算军国主义是为延续西方霸权。莫迪政府虽在印太战略中联美制华，但RSS指责美国民主虚伪，⑯并高度警惕“印度历史记忆”被美西方国家操控。⑰
四、历史观照进现实：
印度二战史观与其秩序观、价值观、安全观的关联
印人党及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重塑的二战史观并非孤立存在，它深刻嵌入并服务于当代印度国家战略的核心支柱——其独特的秩序观、价值观与安全观。这套史观成为连接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的关键纽带，成为印度国家战略三位一体的精神内核。
（一）
秩序观：追求“多极化”以弥补被“边缘化”的创伤。
冷战后，印度致力于“循序渐进地改变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核心诉求是建设“均衡的多极世界”，并将“多极亚洲”作为其基础。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执着追求，直接源于尼赫鲁时代的大国梦想。这种秩序观深受其二战经历影响：印度自视为二战重要贡献者却被战后秩序系统性边缘化，因此强烈要求改变现状，提升自身地位。二战史观中的“贡献被无视”叙事，为这一诉求提供了历史正当性支撑。
（二）
价值观：从“多元世俗”到“印度教特性”（Hindutva）的国族重构。
莫迪政府正推动印度从“多元社会”向基于“印度教特性”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宗教、一种语言”转型。但这种激进的价值观转向与二战史观存在深刻矛盾。首先，鲍斯与纳粹和轴心国合作的历史，被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重新诠释为“反殖民正当性”的象征，以服务于当下的国族建构。其次，当前印度官方叙事极力淡化二战中印度军队是多元社群共同参与，并且穆斯林士兵约占四成的事实，而将印度的二战贡献主要归功于印度教徒群体，以服务于“印度教特性”等同于“印度特性”的单一叙事。
（三）
安全观：对内镇压、对外扩张与殖民遗产的延续。
印度当前安全政策有两大特征：对内采取强硬镇压与同化政策；对外奉行强势边境政策，不断蚕食扩张，加强国防建设以彰显“自强”，推出“大婆罗多”地图强化印度教民族主义。西方学界有观点将印度教民族主义比作“当代纳粹”，指其对内压迫穆斯林，对外具有扩张性。克什米尔问题本质是英国“分而治之”殖民政策的遗产，但印人党的对策是高压与同化。对外，印度继承了英印时期的扩张主义思维与领土诉求，其安全观带有浓重的殖民帝国战略遗产的色彩。当然，强化国防与边境强硬政策，反过来又巩固了其印度教民族主义价值观和国内支持。
五、中国的战略应对：
构建亚洲二战叙事共同体
面对印度等周边国家错综复杂且充满利己色彩的二战史观，中国如何有效引领亚洲形成更为客观、全面且符合历史正义的二战共识，绝非易事，但却关乎地区稳定与历史正义，中国需展现战略智慧。
（一）
超越二元对立，构建包容性叙事框架。
中国引领二战史观重塑，本质是提供一套替代美日叙事的国际公共产品，但核心挑战在于难以根本改变周边国家基于自身历史经历形成的认知。战略上在道义层面，中国应高举反法西斯与反殖民主义的双重正义旗帜，超越西方“民主VS专制”的意识形态二元论陷阱，承认二战反殖民主义的全球意义，将中国抗战明确定位为全球反殖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认南亚反殖民诉求的正当性，寻求与南亚国家的最大历史公约数；在实践层面，应通过档案共享、合作研究、艺术共情、青年交流等柔性方式，使共同的历史记忆成为促进亚洲融合的纽带，将中国抗战的贡献有机融入“亚洲觉醒与复兴”的集体记忆之中，避免陷入孤立的“中国战场”叙事，在美日围堵下，开辟“民心相通”的第二战场。
（二）
夯实国内基础，创新叙事传播体系。
构建一套统一、系统、兼具反法西斯与反殖民维度的国内叙事体系至关重要。它应清晰阐明中国抗战既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战争，也是争取民族解放的反殖民战争，是全民族的伟大卫国战争。在此方面，首先，需要利用技术赋能创新传播机制，运用新媒体、短视频、游戏等Z世代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青年参与历史记忆的重构与传播。其次，需要推动国际传播，加强与国外媒体、影视公司合作，制作高质量影视作品，向西方大众输出基于中国视角的抗战史观，打破西方话语垄断。
（三）
捍卫法理秩序，深化战略协作，明确原则立场。
在推动联合国必要改革、争取发展中国家支持的同时，必须旗帜鲜明地捍卫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以二战胜利成果为基础的国际法理秩序。这包括坚决维护《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确立的战后安排，反对任何美化殖民侵略、军国主义的谬论，特别要依据《联合国宪章》第107条“敌国条款”的精神，警惕法西斯残余势力复活。为此，必须深化中俄战略协作，继续深化与俄罗斯在维护二战史观、反法西斯问题上的战略协作，共同对冲西方话语霸权。同时，应明确反对错误史观，对印度美化鲍斯及其印度国民军与法西斯合作的历史，应基于史实和人类良知，进行有理有据的批驳和坚决反对。在涉及历史正义的原则问题上，不能模糊妥协。
六、结语
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度的二战史观，是其后殖民国家身份构建、当代大国诉求与国内政治经济社会议程交织作用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反殖民优先、实用主义合作和印度中心论色彩。中国需深刻理解其复杂性根源，以高度的历史自信和战略定力，运用理论创造力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反法西斯主义-反殖民主义双重叙事框架；加强柔性传播力，深化区域人文纽带，通过共情叙事消解“中国威胁论”；发挥秩序守护力，在捍卫战后国际法理秩序与包容新兴诉求间保持平衡，在亚洲二战史观重塑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引领作用。唯有如此，亚洲方能避免陷入“历史认知冷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集体记忆的基石。
滑动查看注释：
①王文、鲁东红、韩家修：《纠偏西方“二战史观”，重塑中国“二战地位”》，载《理论建设》期刊2025年第1期，第1-10页。
②⑤段瑞聪：《1942年蒋介石访问印度之分析》，载《民国研究》2009年第2期，第125-145页。
③“India Sympathizes with China During WWII,” China Daily, September 16, 2005, http://www.china.org.cn/english/international/142454.htm.
④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三），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779页。
⑥“《东方主战场》全球发行仪式在新德里举行”，新华社，2016年1月12日，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1/12/c_1117752754.htm。
⑦“驻加尔各答领事人员为中国抗日远征军烈士清明扫墓”，中国侨网，2018年04月02日，https://www.chinaqw.com/hqhr/2018/04-02/184405.shtml。
⑧“‘去殖民化’，莫迪主持给‘国王大道’改名”，上观新闻，2022-09-10，https://www.shobserver.com/wx/detail.do?id=526811。
⑨Press Trust of India, “PM Modi Pays Tributes To Subhas Chandra Bose On Parakram Diwas,” Jan 23, 2025, https://www.ndtv.com/india-news/subhas-chandra-bose-birth-anniversary-prime-minister-narendra-modi-pays-tributes-to-subhas-chandra-bose-on-parakram-diwas-7537989.
⑩⑫ Nayanima Basu, “World must realise India’s contribution to WWII, rectify the past: Jaishankar at RIC meet,” 23 June, 2020, https://theprint.in/diplomacy/world-must-realise-indias-contribution-to-wwii-rectify-the-past-jaishankar-at-ric-meet/447245/.
⑪Shamsul Islam, “Revisiting The Back-Stabbing of Netaji Subhas Chandra Bose by Hindutva Gang on his 128th Birth Anniversary,” 24/01/2025, https://countercurrents.org/2025/01/revisiting-the-back-stabbing-of-netaji-subhas-chandra-bose-by-hindutva-gang-on-his-128th-birth-anniversary/.
⑬Shanker Arnimesh, “Expansionist monster’ China needs to be exposed like Nazis were during World War II: RSS,” 26 June, 2020, https://theprint.in/politics/expansionist-monster-china-needs-to-be-exposed-like-nazis-were-during-world-war-ii-rss/449187/.
⑭Rakesh Krishnan,” Not Gandhi but Japan Kicked out Britain from India,” 15-08-2015,https://indiafacts.org/not-gandhi-but-japan-kicked-out-britain-from-india/.
⑮Press Trust of India, “Grateful to India for Remembering Hiroshima Victims: Japan Minister,” Aug 07, 2015, https://www.ndtv.com/india-news/grateful-to-india-for-remembering-hiroshima-victims-japan-minister-1204751.
⑯TNN, “We don't need democracy lessons from US: RSS，”Feb 28, 2004,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we-dont-need-democracy-lessons-from-us-rss/articleshow/525070.cms?utm_source=contentofinterest&utm_medium=text&utm_campaign=cppst.
⑰Adv Karan Thakur, “Unmasking India’s Fake Historians: Distortion, deception, punishment, and the need for accountability,” Mar 16, 2025, https://organiser.org/2025/03/16/281814/bharat/unmasking-indias-fake-historians-distortion-deception-punishment-and-the-need-for-accountability/ .
作者简介：刘宗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转载自“中国评论通讯社”2025年12月7日文章，原标题为《 刘宗义：如何看待印度的二战史观？》，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11月号，总第335期。
本期编辑：宋可馨
本期审核：朱依林 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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