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3年1月，北京城的北风刮得像刀子一样，就在康熙皇帝刚刚咽气没几天的档口，紫禁城里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怪事。
新上任的雍正皇帝，也就是之前的四爷胤禛，屁股还没把龙椅坐热，既没有收拾跟他斗了十几年的“八爷党”，也没有急着整顿吏治，而是先把屠刀对准了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人物——御前侍卫赵昌。
当身穿重枷的赵昌像条死狗一样被拖出午门的时候，一直再这看热闹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吓得手都在哆嗦，他在日记里写道：“皇帝的怒火简直要烧毁一切。”
谁能想到，这个伺候了老皇帝半辈子、在宫里横着走的“大内总管”，竟然成了新朝祭旗的第一颗人头。
这事儿要是光看《清实录》，你绝对会被忽悠瘸了。
官方给出的杀人理由，简直就是在侮辱大家的智商：第一，说赵昌欠了国库一千五百两银子；第二，说他在家里装了“西洋锁”，还要拿这个欺压西洋人。
这理由找的，简直太随意了。
赵昌是谁？
那是康熙身边红了几十年的心腹，光是平时收的那些“孝敬”，家里抄出来的银子就不止几万两，会在乎那一千五百两？
至于“西洋锁”欺压洋人，更是鬼扯。
当时的外国传教士都在给赵昌叫屈，因为赵昌是宫里少有的、能跟老外称兄道弟的“赵大人”。
很明显，雍正这就是在“找茬杀人”，而且连个像样的借口都懒得编。
咱们得把时间轴往回拨一拨，看看赵昌到底有多少“含金量”。
在康熙晚年，也就是那一九二零年前后，赵昌绝不仅仅是个带刀侍卫那么简单。
晚年的康熙身体那是相当糟糕，再加上九子夺嫡闹得人心惶惶，老皇帝极度缺乏安全感，对成年的儿子们那是防贼一样防着。
这会儿，只有赵昌这种从小跟着长大的包衣奴才，才值的信任。
赵昌干的是什么活儿呢？
他是康熙的“眼睛”和“拐杖”。
谁想见驾，得经过他；康熙有什么口谕，得通过他传。
换句话说，在畅春园最后那段日子里，赵昌就是把控通往最高皇权通道的那个“守门人”。
权力这东西，离核心越近，辐射出来的能量就越致命。
正是这个身份，成了他的催命符。
当时北京城里那叫一个暗流涌动，九个皇子为了那个位置斗得眼珠子都红了。
雍正表面上吃斋念佛，自称“天下第一闲人”，其实心里比谁都急。
而这时候的赵昌，犯了一个职场上最致命的错误——他在不该站队的时候，居然有了倾向，而且是那种非常危险的倾向。
从后来解密的内务府档案和那些西洋传教士偷偷寄回欧洲的信件里，咱们能拼凑出一个惊人的关系网。
赵昌跟当时的九阿哥胤禟走得太近了。
胤禟那是谁？
那是“八爷党”的钱袋子，是雍正最痛恨的政敌之一。
更有意思的是，赵昌还卷入了一起神秘的“毒杀案”。
据说他和九阿哥的一个亲信——葡萄牙神父穆敬远（Mourão）关系特别铁，两人甚至试图通过药物来影响康熙的健康，或者是想通过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探听老皇帝到底还能活几天。
这就非常恐怖了。
你代入一下雍正的角色：你刚上位，位置还不稳，结果发现老爹临终前最信任的贴身管家，竟然是死对头“老九”安插的眼线。
这意味这什么？
这意味着康熙临终前的每一句话，甚至最后那一刻的真实遗言，可能只有赵昌最清楚，也只有赵昌最有可能在这个环节上“动手脚”。
所以，雍正必须让他闭嘴，而且是永远闭嘴。
雍正继位的那一晚，到底发生了什么，至今都是个千古之谜。
但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玩味：雍正并没有立刻处死那些反对他的兄弟，反而是先封了老八做廉亲王，先把大局稳住。
这叫政治妥协，也是为了做给天下人看。
但在对待赵昌的问题上，雍正表现出了一种罕见的、不可遏制的急躁和暴戾。
他不给赵昌任何辩解的机会，甚至连过堂审讯这套流程都省了，直接抄家、发配家属、斩立决。
这种“急”，恰恰暴露了雍正内心的“慌”。
有一种非常合理的推测是：赵昌手里可能掌握着不利于雍正继位的直接证据。
也许是康熙临终前的一句否定，也许是一份被藏起来的手谕，又或者，仅仅是因为赵昌知道得“太多了”。
作为一个伺候了康熙一辈子的奴才，他对老皇帝对各个儿子的真实评价了如指掌。
如果留着他，让他那张嘴在外面乱说，或者让他成为“八爷党”攻击新君合法性的证人，那雍正这皇位简直就是坐在火山口上。
除了灭口，杀赵昌还有一重极其重要的战术意义——“杀鸡儆猴”。
雍正刚上台那会儿，皇宫大内其实并不是他的地盘。
到处都是康熙留下的旧人，这些太监、宫女、侍卫们盘根错节，关系网比蜘蛛网还密，很多都被其他皇子收买了。
雍正要想在紫禁城里睡个安稳觉，必须立刻、马上建立起绝对的恐怖威慑。
赵昌作为康熙身边最红的人，拿他开刀，效果最震撼。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昨日还在御前呼风唤雨、连皇子都要给几分薄面的赵总管，今天就像一条死狗一样被拖出去砍了，全家瞬间沦为奴隶。
这一幕给宫里所有人的信号只有一句狠话：天变了，别以为有老皇历撑腰就能活命，现在的主子叫雍正。
这一招果然奏效。
赵昌一死，宫内的旧势力瞬间土崩瓦解，原本可能还在观望或者准备给八阿哥通风报信的内侍们，一个个吓得噤若寒蝉，连大气都不敢出。
紧接着，雍正就开始了那套行云流水的政治清洗：把九阿哥胤禟发配到西宁，改名“塞思黑”（意思是猪狗不如）；把八阿哥胤禩圈禁。
可以说，这所有的雷霆手段，其实序幕都是从赵昌人头落地的那一刻拉开的。
更有意思的是西洋人的反应。
雍正给赵昌安的罪名里有一条是“欺压西洋人”，但这其实是雍正为了切断皇室与外国传教士联系的一个借口。
赵昌是康熙与传教士之间的中间人，雍正极其讨厌这些洋人在夺嫡之争中扮演的角色（比如那个穆敬远神父）。
通过处死赵昌，雍正等于也给了在华传教士一记响亮的耳光：从此以后，别想再像康熙朝那样随意进出宫廷，更别想掺和中国的政治。
这不，赵昌刚死没几天，那个跟他关系好的葡萄牙神父穆敬远也被雍正收拾了，理由更奇葩，说他在肃州传教时“以此惑众”。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就是在清算他们当年帮着九阿哥搞事情的旧账。
所以，当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会发现赵昌之死绝非简单的贪腐案或普通的宫廷恩怨。
这是一个处于权力风暴眼的小人物的必然悲剧。
他自以为凭借着老皇帝的宠信可以左右逢源，甚至妄图参与到最高权力的博弈中去。
但他忘了，在皇权更迭的绞肉机面前，所谓的“御前红人”不过是一只随时可以被捏死的蚂蚁。
一千五百两银子的亏空是假，甚至是不是八爷党的核心成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那个特殊的时间节点，站在了新皇帝必须清洗的位置上。
在权力的游戏里，知道太多往往比知道太少死得更快。
雍正用赵昌的血，染红了自己的登基之路，也彻底封存了康熙驾崩之夜的所有秘密。
从此之后，关于那一夜的真相，只剩下雍正想让世人听到的那个版本。
至于赵昌？
他成了历史尘埃里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只有那些发黄的西洋文献，还在偶尔低语着这个曾经权倾一时的“赵大人”的悲惨结局。
那天行刑之后，赵昌的家产被查抄一空，他的儿女全被发配到了边疆给披甲人为奴，那个曾经热闹非凡的赵府，一夜之间就这么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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