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景贤 来源：日本华侨报
这不是一篇书评，充其量只是一篇读后随笔。我向来不擅长写书评，也因此欠了一些特意送来著作的作家老师们的信赖和情谊，素来深感惶恐。但李长声先生的这部《八重樱闲话》，读后受益甚多，也颇有一些感想，遂信笔写来。且东施效颦，擅亦称作闲话。
《八重樱闲话》是2025年9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关于日本文学的随笔集。拿到这本书，是在11月份举办的《八重樱闲话》东京发布会上。我喜欢听长声先生侃侃谈文学。故每当东京有他的文学活动，我总是尽量前往。
（一）
记得第一次被他的文学论吸引，是在日本华文作家协会的一次文学活动中。那时作协还称为“笔会”，是一群在日华人华侨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们抱团取暖的地方。我久闻长声先生“当代知日第一人”的大名，也在腾讯《大家》中拜读过不少他的随笔，他文章中看似漫不经心，实则蕴含鲜明的笔调也曾有所见识。但见到他本人，听他讲文学论，那还是第一次。如今时隔多年，当天讲的具体内容已变得模糊，但长声先生为人谦逊不苟的态度，和当天谈论内容的深度与高度，却随时间推移，印象愈加深刻起来。
长声先生早年曾在长春担任《日本文学》杂志副主编，可能出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考量，他于1988年自费赴日专攻日本出版文化史，其后长期旅居日本。他博览群书，勤于观察世界，也勤于思考，多年来他坚持用中文书写日本，为两岸多地报刊撰写了大量专栏文章。这些随笔结集为《日知漫录》《居酒屋闲话》《风来坊闲话》《东京湾闲话》《日和见闲话》《秋津岛闲话》《日本人的画像》《况且况且况》等十余部著作。
尽管如此，与其他早年离开国内的海外作家一样，他没有国内所认可的作协和获奖作家等光环，因此长声先生自谦称自己的文学是“朋友圈文学”。虽然他从不发朋友圈，也从不在朋友圈点赞，但他的朋友圈都是关注他文学的作家、出版商和文学爱好者，他的文学粉丝也遍布海内外。我这个文学晚辈，说来荣幸，文学活动后跟屁虫一般跟着，便偶有与长声老师把酒话桑麻的荣幸，死乞白赖地作为一个铁粉荣居他朋友圈的一隅。说起来这不仅要感谢长声老师的爱护和不嫌弃，也多少要感谢家父赐予的爱酒基因了。
长声先生爱酒，也爱与文学朋友们酒聚。第一次和长声先生对饮，是在一次文学活动会后。他不弃我这个新人，特意问我能喝日本烧酒吗？日本烧酒分红薯烧和小麦烧，因红薯烧有一股特殊的浓烈气味，很多人不喜欢。长声老师担心强加于我，特意询问。后来我渐渐知道，这是长声老师为人的好处之一，他从不高高在上，也从不强加于人。这在他的文风中也有所体现。
那时我还不太喝日本烧酒，但却意外听见自己高兴地说，能喝！喝了以后发现，日本烧酒也挺好喝，因为总是加了冰或热水，酒味儿淡淡的，对我这种喜酒的女士，恰好。但无论日本清酒还是烧酒，虽入口轻松，但极易因酒兴而过量，故还是要小心酩酊于回程电车上，此不做赘述。
《八重樱闲话》东京发布会后当天，我也有幸与几位作家和画家朋友一起与长声先生小酌。以往聚饮，即使人少，我也多会选一个距离长声老师不远不近的较自洽的位置，这样既方便聆听他的话，也尽量不妨碍比自己更重要的朋友与长声老师交流。但当天人少，爱饮女士只有我一个，去了洗手间，发现诸位先生已将长声老师旁边的座位空出来与我。于是难得有一个和长声老师邻席喝酒的机会。席间，长声先生一如既往平视晚辈，不动声色地照顾我盘中菜杯中酒。当我偶尔为他斟酒夹菜时，他又显得有些局促，笑称坐在我旁边太好了。其实常年在日本生活，这是一种很平常的礼仪，但年龄资历如长声老师，却全然没有一切理所当然的意思，谈笑风生间，很自然地感觉得到了一种女士应得的尊重。长声老师酒品好，随和自然，他爱吃毛豆，我们就多点了些毛豆下酒。席间，我答应长声老师写一篇读后感。
（二）
这次聚饮，于我而言，好比一个文学青年终于有机会在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旁边共饮了一次，堪称殊荣。说起鲁迅，长声老师其实对鲁迅深有研究。他曾谦虚地称自己，唯一完整地读过的就是《鲁迅全集》。不知是否与此有关，我每次读他的文章，总感觉有一种与鲁迅先生相仿佛的口调，既熟悉亲切又肃然起敬。这也许就是他在《八重樱闲话》中称之为“文体”的东西——文中他自嘲道，“朋友拿出一段话，说是我写的，对于内容我毫无记忆了，但文字的拼凑还是一眼就认得，像狗一路撒的尿。这就是文体。”这是他在《八重樱闲话》一书中《村上文体》一文的开头部分，读了令人忍俊不禁又深觉亦然。每个好作家，的确都有一种方便读者识别的文体，我们读鲁迅，都了解有一种跃然纸上而不可言说的“鲁迅风”。而长声先生虽文体上有一种淡淡的鲁迅味道，但较于鲁迅，他的文风更轻松幽默，闲庭信步。
《八重樱闲话》中写日本作家多自杀的《古得拜》一文里他写道，“也有绝不会自杀的，例如谷崎润一郎。”为证明观点正确，他引用三岛由纪夫曾说的话――“目睹了芥川的艺术家失败致死，谷崎一定以天生受虐狂的自信嘀咕：要是我，更要一直好好失败下去，就那样长寿百岁。”
在反驳某中国作家称“中国不出伟大的作家，是自杀的太少”时，他冷幽默道，“这话似乎有一点问题。一是中国作家自杀的好像也不少，他们不能像他那样赖活着，就只有好死；二是日本的自杀之所以出名，也因为自杀的作家都有点伟大。这位说风凉话的作家在中国似有点伟大，为了中国文学，带头自个杀才是。”
类似这种令人莞尔的幽默，在这本《八重樱闲话》一书中比比皆是，作为读者总是边读边充斥着一种寻求的期待，期待在下一个转角，遇到一个会心的微笑。
（三）
但也有人认为，长声先生长期书写日本文化，笔墨云淡风轻，很有一些周作人的味道。他自己也曾写过，“随笔，我自设的标准是知识性与趣味性。知识不假，趣味不俗，养人性情……写得有知识是不难做到的，读来有趣却不易。所谓有趣，不单是用语造句行文之妙，主要还在于伏案走笔的心态。就这个标准，我爱读的是周作人。”尽管如此，在《八重樱闲话》一书发布会上，长声老师还是指出，不赞同将自己与周作人比较，他说自己在古典文学的造诣远不如周作人，也永远不及周作人。对部分作者用二人都写日本的“模糊印象”而给他贴的“周作人第二”标签，他表示缺乏严谨。但他也承认，从周作人处学到了一点，就是对日本文学的认知“基本靠读书”。
这一点，相信长声先生的读者都会深有体会，就是他的随笔知识性之强。以本次《八重樱闲话》为例，书中涵盖了包括村上春树、三岛由纪夫、太宰治、东野圭吾、渡边淳一、芥川龙之介、夏目漱石、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池波正太郎、远藤周作、山本周五郎等大量近现代日本社会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其中除了各位作家的大量作品，还包括同时代评论家对各位作家作品之评论，甚至包括作家的子女、遗孀等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的作家本身，也包括作家的生活细节、性格倾向、人品端倪以及趣闻轶事等等。这些内容如非通过大量阅读，很难完整地总结和体现作家其人，也难于综合把握作家作品。而这些作家及作品的时代背景更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将时代跨度如此之大的作家分别在随笔中一一做详细披露，正说明了长声老师在写作之外所下的读书功夫之深。
他曾在《长声闲话：美在青苔》一书的后记中坦言，“张爱玲的灵气是天才，学她的所有人永远低她一等，我没那个天分。周作人不同，浸淫在里面，慢慢陶冶，还能熏出来。”由此看来，虽不能贸然将长声老师称为“周作人第二”，但来自于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的影响也许是客观存在的。
与周作人藤前瓜下的悠闲相比，长声老师作品中鲁迅先生般的一针见血也时有体现。在书写村上春树的《诺奖闹剧》一文文末他如此写道，“一旦诺奖真奖给村上，他不会不要吧。肯定去斯德哥尔摩讲一通，就如同在耶路撒冷讲他站在鸡蛋一边，在加泰罗尼亚讲日本人应该对核喊NO。”村上春树虽口称与石头相比自己始终站在鸡蛋一边，身体却诚实地接受“石头”一方赋予的文学奖。这种日本文人的虚伪被长声老师用一句富于留白意味的表述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揭露，但文字却点到为止，余韵悠长。
在《太宰治之斜阳》部分的《人间失格》一文里，他写道“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都是爱装的作家，太宰装弱，三岛装强。这是他们的文学策略，也是人生策略。两个人相映成趣，也表现了日本民族的两面性。太宰治暴露自己的软弱，把软弱变成小说家的强大。他其实是一个强者。”这一段描写在笔者来看非常经典，日本人善于伪装，又极端矛盾，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这两位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莫如说正是代表了日本民族特征中两个矛盾的民族性，有时貌似极端强大，内心却极为敏感脆弱，两种性格交错体现，表现在文学上就出现了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也未可知。而如果要我加一句，则是“三岛由纪夫的健美和在自卫队面前剖腹而死的右翼表现，看起来极端强大，他其实是个弱者。”当然，这只是蛇足。
(四)
《八重樱闲话》写的肯定不是八重樱。这是一部关于日本文学的随笔集。但它又不是一部严肃的文学史著作，而是以闲话的口吻，通过详述普通读者所不了解的名作家名作品背后的故事、也通过写作家间的纠葛等，为读者呈现了一幅生动多元的日本文坛人物群像和文学现象。这本书没有以传统的文学史线性和严肃的叙述方式来陈述，而是通过披露详实的资料，用幽默的语言，将众多文豪从神坛上请下来，走近读者。
这本书不局限于写作家的文学成就，更多披露了日本社会对同一作家的不同评价，令中国读者对其有一个更全面具体的或说崭新的了解。这里以村上春树为例。与中国国内或世界范围年轻人对其的热衷追捧有所不同，本书向我们介绍了日本社会内部对村上的一分为二，“一派叫好，一派嗤之以鼻”。评论家黑古一夫认为，“村上成功地描写了人活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丧失感、疏离感、孤独感、绝望感，但他的文学只是消极地追认现状，从未回答日本近现代文学的根本性问题——人（个人）应该怎么活”。诺奖作家大江健三郎也曾批评村上：“对社会或者个人生活最贴近的环境一概不采取能动的态度，就是要用这种意志构成村上文学的特质。而且不加抵抗地被动接受低俗性环境的影响，一边听背景音乐，一边编织自己内心的梦想世界。”
那么对于文艺评论家们的评价，村上本人是何态度呢？长声老师介绍道，村上春树说：“我的作品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都具有一贯受文坛主流攻击的体质”，“那种体质才是我作品的重要生命线”，而“批评，就像是马粪”。如此一来，一种较为全面的村上春树自会在读者心中展现。
不仅如此，长声老师还写了一篇关于村上春树的《诺门罕战役》。该文介绍了以“司马史观”影响日本社会的大作家司马辽太郎，他应征参加了这一日苏在伪满洲国边境的战役，其后司马辽太郎调查了二十年该战役的资料，却因愤怒于史料中显现的帝国陆军的无能，而未能写成作品，遗憾终生。其后长声先生笔锋一转，提及“村上1994年的《发条鸟年代记》写到了诺门罕战役。”“他写了一篇题为《诺门罕的铁墓地》的随笔”，文中同样提及了与司马辽太郎类似的观点，“越查资料越对当时帝国陆军的运作系统之粗糙与愚蠢无话可说”，“且都看到这种‘日本式’仍然在日本现实中发挥作用。”村上近乎愤怒地说：“我们相信活在日本这个和平的‘民主国家’，人的基本权利被保证，真是这样吗？从表面剥去一层皮，那么，那里不是还一脉相承地活着和以前同样封闭的国家组织和理念吗？我读了很多有关诺门罕战役的书籍，大概一直感觉的是这样的恐怖，即：我们不是离这场五十五年前的小小的战争没多远吗？我们承受的某种很厉害的封闭性会不会什么时候又以猛烈之势向哪里喷出过剩的压力？”
读到这里，我想插一句，村上看得真准，2025年现实的日本社会，这种封闭性似乎正在以猛烈之势向中国喷出过剩的压力。然而，书中又介绍了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的话――“村上的文本策略是闪现历史记忆，然后归因于无可奈何，从而抹掉记忆，轻松地获得解脱”。
如此可以看出，长声老师在《八重樱闲话》中对于某一作者的观察和体现，既非因某评论家的严厉批评而为其定性，也未因作者本人的辩白而定论，而是将围绕事件或作品的周边详尽地介绍给读者，最终由读者根据曾经的阅读体验，来自己下结论。当然，长声老师自身也有其观点，但其落笔处温婉含蓄，并不强加于读者。正所谓文若其人。
此外，该书还披露了一些作家生活中鲜为人知的轶事。夏目漱石的家暴倾向，太宰治曾用情人太田静子的日记写小说，远藤周作与母亲间的动人小故事，三岛由纪夫的小说《金阁寺》背后的故事以及其自杀前后的生活样貌，谷崎润一郎和广东犬和长筒袜，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以及与夏丏尊、巴金之间的关联，芥川龙之介对中国印象之恶与章太炎有关？日本的古代小说《源氏物语》及其翻译等等林林种种、数不尽数的好多故事，令读者既感到作家和作品的立体化，也平添许多知识，感到天眼顿开。同时，也会对作家所处的时代有一种联想，开阔认识日本文学、日本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视角。
（五）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书绝不是单纯八卦日本文学家们的生活趣闻和人际关系，更有对文学奖项渊源、对推理小说、武士小说等不同文类作品的独到见解。无论是有关村上春树的文体和诺奖话题，还是对东野圭吾的创作缺陷的评论，也都带有长声先生鲜明的个人态度。在写作风格上，这本书非常具有镜头感，从远景来冷静铺陈作家与时代、文学传统的关系，也从近景来温柔地捕捉具体而细微的作家生活细节和情感瞬间，因此，笔者认为这部作品在审美与伦理之间富于平衡感，文章也具有质感，而不失温度。
此外，从这本书的价值而言，笔者认为它是多重的。长声先生自1988年旅居日本以来，长期钻研日本出版文化史，并翻译了数部日本小说。这种深厚的学术背景和长期的生活浸润，使他的“闲话”能信手拈来，又能渗透深入。这使得这本书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是一部优秀的日本文学“入门导读”，也像一本日本作家生活的“趣闻指南”，使读者能够在兴致盎然中体验一种阅读快乐，同时又能轻松愉快且全面地获得日本文学的相关知识。而另一方面，对于了解日本社会文化和日本文学的资深读者而言，这本书则提供了一个与作者隔空对话、思想碰撞进而产生新火花的良好平台。因此，无论是刚入门的日本文学爱好者还是资深文化人士，无论是随笔散文爱好者还是对日本文化感兴趣的人，都能够从中获得阅读乐趣和新知，也能欣赏一种轻松幽默、富有见地的闲聊式文体，更可以通过文学视角，生动地了解日本社会与人性。
不得不说，《八重樱闲话》是一部举重若轻、颇具巧思的作品。它看似“闲话”，其实深含作者对日本文学深邃而个性化的观察和思考。它并不负责为读者提供标准答案，但致力于为读者打开一扇多元、平视的窗口，方便读者去了解那些熟悉的文学巨匠及其作品。
在当今的信息碎片化时代，人们的知识也逐渐趋于零碎而缺乏逻辑。如果你肯放下手机，精心读一本兼具知识性、趣味性和逻辑关联性的好书，我推荐李长声先生的《八重樱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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