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国民党二号人物、“小委员长”陈诚在台北咽了气。
副官整理遗物时，翻出一本不起眼的私人账册，上面有个叫“陈明德”的名字，雷打不动地出现长达十五年。
每个月，这名字名下都会支走150元新台币。
这数字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可能就是顿火锅钱，但在那会儿的台湾，一个正儿八经的公务员月薪才60块。
这一笔钱，够养活一家五口人还有富余。
这“陈明德”是谁？
是陈诚藏在大陆的私生子？
还是哪个不能见光的政治盟友？
这事儿一直是个谜，直到2000年档案解密，大伙才被真相惊得合不拢嘴。
那个让陈诚用一生去赎罪、用假名供养了十五年的人，竟然是中共“密使一号”、被蒋介石亲自画圈枪决的“共谍”吴石将军的遗孤。
要把这事儿捋顺，得把时间条往回拉，拉到1926年。
那时候陈诚和吴石还不是隔海对峙的死敌，而是那种真正换过命的师兄弟。
吴石是保定军校的学霸，外号“军界天才”，他写的书是陈诚当年的入门教材。
在南昌战役的死人堆里，陈诚受了重伤动不了，是吴石冒着枪林弹雨把他背出来的。
两人挤在弹坑里，一人一口喝了最后半壶馊掉的稀粥。
这种交情，比什么主义、口号都来得硬实，是拿血肉铸出来的。
哪怕后来陈诚混成了战区司令，吴石成了军令部厅长，俩人私下里还是师兄师弟地叫着。
谁能想到，这过命的交情，最后成了陈诚心头的一根刺。
1950年，这简直就是所有人的噩梦年份。
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吐出了一长串名单，排在最上面的就是“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
蒋介石看到这名字时，气得直接摔了杯子——这可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级别最高的“内鬼”。
蒋介石当时急红了眼，必须杀人立威，还得杀个大的。
结果这几个人差点把自个儿搭进去，蒋介石不仅把建议驳回了，还把这几个法官全给撤了职，理由是“包庇”。
那几天的台北，空气里全是火药味。
所有人都盯着陈诚。
他是行政院长，是蒋介石的心腹，也是唯一能跟“老头子”说上话的人。
大伙都等着他去救这师兄一命。
但陈诚没动。
他把废纸揉成团，关着门对着墙上的地图发了两个小时的呆。
有人劝他去求情，他嗓子哑得像吞了沙子，憋出一句：“现在谁去谁死，搞不好连我也得折进去。”
陈诚太精了，他知道这会儿去求情，不仅救不了吴石，连自己手里正在推行的土地改革都得泡汤。
那是几百万人吃饭的大事，容不得半点闪失。
所以，吴石在马场町刑场挨枪子儿那天，陈诚就像失踪了一样，连个面都没露。
背地里，不知道多少人骂陈诚冷血、为了官帽子连救命恩人都不认。
可历史这玩意儿，往往不像表面看着那么简单。
就在吴石牺牲、夫人王碧奎也被抓进大牢的当晚，一向谨小慎微的陈诚，破天荒给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打了个电话。
他没求情，也没发火，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聊晚饭吃什么：“那个吴太太，就是个做饭带孩子的家庭妇女，抓她干嘛？
动个女人，显得我们多心虚似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最后毛人凤回了两个字：“好吧。”
这就是陈诚的手段。
在这个绞肉机一样的政治场里，硬刚是找死，这种看似随意的“敲打”，反而能救命。
三天后，还在牢里的王碧奎收到了神秘人送来的二十块大洋和十斤面粉。
接着，陈诚利用职权在案卷上强行批了八个字：“家属无涉，暂缓羁押”。
原本要坐九年牢的王碧奎，只关了七个月就被放了出来。
人是出来了，可家产全被抄了，吴石留下的一对儿女在这个充满敌意的岛上，连饭都吃不上。
这时候，账本上的“陈明德”上线了。
陈诚让副官用这个化名，在台北弄了个带小院的房子把吴家人安顿下来。
每个月，特别办公费里都会划走150块钱，雷打不动。
这可不是施舍，这是在养家。
这一套操作，陈诚做得滴水不漏。
连蒋经国管的特务机构对此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也不傻，人都杀了，何必跟孤儿寡母过不去，何况这还是陈诚在给那场血腥的政治清算留最后一点体面。
你可以说陈诚是明哲保身，也可以说他是心里有愧。
但在那个说错一句话就能家破人亡的白色恐怖年代，公开喊冤那是匹夫之勇，这种长达十五年、戴着面具的默默守护，才是真的难。
1965年，陈诚临走前，手抖得不行，把一封信塞给心腹，交代说如果以后吴家有难处，就把这信拿出来。
这封信后来藏了几十年才重见天日，上面只有寥寥几句话，却看得人心里发酸：“当年未能为你父亲求情，是我一生憾事，唯尽力护你家人，聊补亏欠。”
如今再看这段历史，马场町的枪声早就散了。
吴石将军的名字刻在了北京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而那个在账本里躺了十五年的“陈明德”，让我们看到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政治博弈下，人性的微光是咋在夹缝里求生存的。
究竟是当年那一刻的沉默更残酷，还是这十五年的守护更真实？
这事儿没法用好坏来评判，只能说，都是命。
吴健成后来去了美国，直到临终前才对家人提起，当年那个每月给家里送钱的神秘叔叔，其实就是害死父亲那一边的二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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