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得从徐继畬说起，清代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写过《瀛寰志略》，算是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之一。他家一直传着一条祖训：宁卖房卖地，也不卖书籍字画。他后人守着这些老物件，经历土改、“文革”，东藏西挪，用油纸包好埋在地下，硬是把这批文物留了下来。
可到了1988年，第六代孙女徐惠云日子不好过。家里穷，最愁的是孙辈没出路。那时候，一个城市户口和正式工作，能彻底改变一家人命运。她想来想去，决定把祖传文物捐出去，只求换两个孩子的前途。
中间人叫任复兴，是徐继畬研究会的秘书长。他牵线搭桥，找到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对方一个副会长叫刘贯文，同时还是省社科院院长，听起来特别靠谱。最后谈好了条件：徐家捐297件文物，研究会帮徐进伟（徐惠云孙子）他们解决户口和工作，再给2万块“文物保护费”。
1989年3月9日，一辆面包车从五台县徐家院子开走，带着33种共297件文物去了太原。那天起，老徐家就开始等消息，等户口，等回音。
可这一等就是十年。户口没影，工作没着落，钱也没见几块。更让人不敢信的是，这批文物压根没进研究会的库房，一直被刘贯文自己拿着。他自己说是“代为保管”，但他把东西堆在办公室角落，甚至往自己家里搬，一放就是十几年。
2000年，徐家人实在扛不住了，告上法庭要追回文物。案子查起来才发现问题大了。国家文物局出来说，捐赠完成后，所有权已经归国家了，个人没权利要回去。
2001年，迫于压力，研究会才把剩下的文物转交给山西博物院。清点的时候吓一跳：28件没了。有乾隆四十二年给徐家的五色织锦圣旨，有徐继畬和他夫人的巨幅彩色画像，还有家训手稿这些特别珍贵的东西。
研究会后来写报告解释，说时间太久，人也换了，刘贯文退休了，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找不到原件。一句话，推得干干净净。
之前法院调查时，刘贯文就挺奇怪。法官上门执行财产保全，他支支吾吾，只拿出一本《后汉书》搪塞。案卷送到中院后，突然蹦出一份《目录清单》，把290多件东西砍到只剩28件，还写明“不得向第三者透露”。这不就是想藏起来吗？
研究会自己管理也是一团乱。外借文物没有审批，交接没手续，跟博物馆办展之后，真品有没有还都不知道。这种操作，说难听点，跟私人仓库也没啥区别。
警方后来介入，说证据不足，没法立案。这事儿就这么卡住了。等徐家再想追究，刘贯文也老了，再后来人走了，线索全断。
现在徐进伟也老了。当年是个小伙子，就盼着能进城上班，过上安稳日子。结果到今天，户口没办成，人还是农民，整天守着那张法院判决书发呆。
那批失踪的文物，真不是普通的老物件。乾隆圣旨代表的是清代的封赏制度，9米长的《兰亭群贤修褉图》是明代套拓技术的顶峰，还有那些手稿、画像，都是活生生的历史。它们消失，不只是徐家的损失，也是我们大家的损失。
国家现在对文物越来越重视，追海外流失文物，打击盗墓倒卖，力度不小。可偏偏有些人，顶着学者的头衔，穿着文化人的皮，干的却是监守自盗的事。嘴上说着保护传承，背地里把文物当私产。
这事到现在也没个说法。东西丢了二十多年，有人担责吗？没有。徐家拿不到户口，文物回不来，连个道歉都没有。研究会换了几茬人，都说“历史遗留问题”，轻轻松松翻篇。
你说气不气？一家子守了上百年的东西，最后换来一场空。一句“记性不好”，就把所有责任都抹掉了。那些字画、圣旨、家谱，可能早就不知道流落到哪儿去了。
人走了，账却没清。有些事，不会因为时间久了就变得不重要。东西不在了，但错还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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