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经常被提及的盛世，当属康乾盛世，但在这个久负盛名的“盛世”之下，真的是一个盛世吗？
笔者以为，“康乾盛世”的说法不太准确，应该称之为“康雍乾盛世”。雍正虽然在位时间短，但做的事情多，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
康熙五十二年，清朝基本已经稳定下来，生活开始趋于平缓。这段时期，清朝的人口涨了不少，但朝廷的税收却增幅不明显，令康熙颇为头疼。
原因很简单，清朝当时的征税制度，沿用了明朝的制度，采取的是地税、丁银分征制度。如果监管到位，这种制度倒也没什么大问题，但清朝对人口数量的掌控力度不足，导致各地虚报人丁数避税，让这些地方的丁银都进了地方衙门的腰包。
久而久之，地方财政富得流油，国库却十分空虚，而清朝的百姓却一钱税也没少交，搞得怨声载道。普通百姓家越添丁越穷，遭到当地的衙门剥削，实在活不下去只能背井离乡，成了流民。这种情况越普遍，流民就越多，朝廷再视而不见要出问题，康熙此时推出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
各地丁数按照康熙五十年的统计数量为准，从此固定了下来，再添丁的家庭也不用多交钱，只要按照先前的丁数缴纳税银即可。这样做既可以阻止越来越多的流民出现，稳定社会局面，又能避免各地衙门对当地百姓盘剥，逐年上报的丁数开始趋于真实。
所以，康熙的主要功绩，还是在战功方面，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治国只是看似光鲜，实际上很被动。反观雍正则不同，无论是“摊丁入亩”，还是“火耗归公”，这都是真正的改革，给乾隆时期的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础。
康熙此前将全国的丁银总数固定在335万两，看似合理，但其实就是一笔糊涂账。有些家庭丁多地少，丁银的压力很大，却没有对应的产出。摊丁入亩以后，将丁银归入土地，丁多地少的家庭压力骤减，相当于让产出多的家庭交更多的税，产出少的家庭少交税，让生活更稳定。
火耗归公也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所谓的“火耗”，是指地方政府征收税钱时，会将银两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的损耗加进去，让交税的百姓出这部分损耗。而实际上损耗并没有这么大，多出来的损耗自然落入了地方的腰包，其实还是盘剥的一种，巧立名目罢了。
这种情况在雍正初期非常普遍，导致皇帝背负骂名，地方官员却鼓了钱包，百姓怨声载道。雍正颇具魄力，直接将收取火耗的权利从地方收回，各省根据情况不同，分别制定不同的比例定额，最低的只有5%，最高的20%，极大的减轻了百姓的压力，也充盈了国库，这才让清朝真正迎来了一次人口暴涨。
除了雍正的政策有效之外，清朝人口暴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清朝的百姓能吃饱。而清朝实现这一点，陈振龙的贡献巨大，他将番薯从菲律宾带回福建以后，终于在清朝扩大了种植面积，大西南成了番薯的肥沃土壤，番薯的产量迅速攀升。
古代的食物那么多，番薯却是其中的翘楚。尤其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农作物的收成普遍偏低，番薯在这时出现，简直堪称饿肚子的救星。
番薯的特点非常明显，不仅产量高，而且适应能力强，给一块土壤就能活。而且番薯食用也方便，重视口感的可以烹饪一下，纯粹为了填饱肚子直接生吃也没问题。
“生熟皆可食，产量又高，广种耐瘠”，如此优越的特性，让番薯在清朝成为主要食物之一。除了番薯之外，清朝当时的马铃薯和玉米种植也都成规模了，让百姓吃饭的问题不再是难题。吃的问题解决，又没有长期的战争减员，清朝的人口增长速度极快，巅峰时期达到了4.36亿，GDP也占到过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人口数量的暴增，自然是盛世的一个重要考量标准，但盛世不是只有这一个考量标准，还要从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等多个角度来看。
清朝的人口数量激增，带动了GDP的提升，促进了经济发展。所以，清朝不仅人口增加了，经济也腾飞了，有钱有人之后，文化自然也会得到发展，看起来确实是一幅盛世画面。
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清朝的康乾盛世有一个弊端，那就是最初是康熙自己提出来的盛世。而笔者前文已经说了，永不加赋看起来好听，实际上是被动解决弊端，靠这个称自己是盛世，多少有点底气不足。
虽然后来在雍正的改革下，清朝的百姓生活得到改善，国库也充盈了。但乾隆的水平却实在有限，他在位时间长，也弄了一个“十全老人”的称号，但真正利国利民的事情却没什么能拿得出手，比起雍正要差上不少。
而最令人遗憾的是，清朝没有与外界真正接触，只将通商视为一种怀柔手段，打算闭门过自己的小日子，避免外界占自己的便宜。这种小家子气的对外态度，与大国风范着实不符，导致清朝错失了工业高速发展时期，遗祸百年，算不得真正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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