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那一阵枪响，直接把吴家给震碎了。
国民党中将吴石倒在血泊里的时候，周围安静得吓人。
那是真正的“白色恐怖”，连空气里都带着血腥味。
谁敢给吴石收尸？
谁沾边谁就是下一个被拖进去的倒霉蛋。
可就在这人人自危的节骨眼上，有个叫吴荫先的下级军官，硬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站了出来。
他不仅领回了老长官的尸体，还干了一件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事——把吴石那俩流落街头的孩子给捡回了家。
那时候的义气，是要拿全家脑袋去赌的。
说实话，吴石走后，这一家子过的日子，连叫花子都不如。
曾经风光无限的将军府，眨眼就被人贴了封条。
那个年代的政治绞肉机转起来，从来不看你几岁。
16岁的大女儿吴学成，手里拽着才7岁的弟弟吴健成，手里就剩个破搪瓷碗，连件换洗衣服都没有，直接就被轰到了大街上。
为了不让弟弟饿死，这当姐姐的也是拼了命。
她跑到中药铺后门去蹲守，人家倒出来的药渣子，她当宝贝一样捡回来。
那里面主要是当归头，也没什么药效了，就是个废料。
吴学成把这东西烤干了磨成粉，用热水一冲，颜色黑乎乎的。
她就哄弟弟说：“快喝，这是咖啡。”
那哪是什么咖啡啊，那是那个时代最苦涩的黄连水，一口咽下去，全是眼泪。
很多人看这段历史，光盯着吴石那几份情报看——什么金门布防图啊，兵力部署啊，确实，这些东西每一样都值的连城，直接改变了战局。
但咱们今天不聊那些宏大叙事，就看看被历史车轮碾过去的普通人。
姐弟俩流浪那会，其实碰见过熟人。
有个以前经常抱吴学成的“张叔叔”，是父亲的老部下。
那天在街角，吴学成正在给人擦皮鞋，一抬头看见了张叔叔。
结果你猜怎么着？
那个平日里和蔼可亲的长辈，眼神里全是惊恐，跟见了鬼一样，扭头就跑，鞋都差点跑掉了。
这也不能全怪人家冷血，在那个谁都能举报谁的年代，所有的温情都被吓没了。
那时候，吴学成在剑潭市场摆摊擦鞋。
1952年的冬天那是真冷，她的手冻得跟胡萝卜似的，全都裂了口子，一天挣的那点钱，顶多买两斤糙米。
等到母亲王碧奎好不容易从牢里放出来，家里还是穷得叮当响。
这时候面临一个死局：钱只够供一个孩子上学。
18岁的吴学成，连一秒钟都没犹豫，直接就把书包扔了。
第二年，她把自己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5岁的退伍老兵。
图什么？
就图人家有房子，有一口皇粮吃，能帮衬着养活弟弟和老妈。
但这日子是人过的吗？
那个丈夫喝点马尿就开始发疯，指着她鼻子骂她是“共匪的种”，甚至拿烟头烫她。
她一声不吭，第二天照样把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钱，偷偷塞给弟弟。
这种钝刀子割肉的牺牲，有时候比刑场上的那一声枪响更让人破防。
这一熬，就是几十年。
命运直到1977年才算开了条缝。
弟弟吴健成争气，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在松山机场，姐姐把这辈子攒的那点私房钱，全都塞进了弟弟的口袋。
吴健成是一路哭着上的飞机，他趴在窗户上看下面那个越来越小的台北，心里头一直有个结：父亲当年选这条绝路，到底后不后悔？
这个问题，折磨了吴健成整整40年。
直到1981年，他在洛杉矶见到了从未谋面的大哥吴韶成。
四兄妹在酒店房间里抱头痛哭，大哥拿出了父亲在南京时的老照片，而母亲颤颤巍巍地掏出了那封泛黄的绝笔信。
信上没写什么豪言壮语，就一句：“吾之选择，非为党派，实为苍生。”
那一刻，吴健成看着那行字，突然就释怀了。
父亲不是不爱这个家，他是太懂“国”字怎么写了。
为了让更多家庭不至于像他们这样离散，总得有人去跳火坑。
英雄这两个字好写，但这背后的代价，却是整整两代人的血泪。
1991年，吴石的骨灰终于越过海峡，回到了北京福田公墓。
来接他的，是当年老战友何遂的儿子何康。
两个在地下战线拼过命的老兄弟，终于在另一个世界团圆了。
下葬那天，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仪式，但每一个在场的人心里都跟压了块石头一样沉重。
我们今天站在纪念碑前，看着那冰冷的雕像，很容易把他们当成神。
其实哪有什么神啊，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
吴石也是个父亲，他也想看着儿女长大。
只不过在那个大时代里，他把自己变成了那块铺路石。
1994年，吴健成带着家人最后一次去给父亲扫墓。
那天风很大，他看着墓碑上父亲的名字，只说了一句话：“爸，我们都挺好的，您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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