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转自“ 中大历史学系”微信公众号 ，特此致谢。
2025年12月8日下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在永芳堂233讲学厅举办学术讲座，特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峰教授主讲，由本系曹家齐教授主持。陈峰教授以《政和大理伪贡事件与宋徽宗朝政治》为题开讲，首先指出学界部分被视为“定论”的观点，在史料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尤需审慎检视，宋朝与大理的关系性质便是典型一例。两宋三百余年间，宋理官方交往记载稀疏，史载大理遣使入贡且最终成行的仅熙宁九年、政和六年与绍兴六年三次，其余请求多为宋朝拒绝。其中，熙宁与绍兴年间的两次入贡均属偶发事件，未形成常态化官方交流；唯有政和六年的入贡，因《宋史》明确记载宋廷曾对大理国王进行正式册封，被学界普遍视为双方宗藩关系确立的标志性事件。然而，陈峰教授通过细致的史料辨析揭示，政和大理“入贡”实为一场精心策划的诈伪事件，其发生与败露，与北宋末年特殊的政治生态及权力博弈息息相关。
为理解这一事件，陈老师首先引导听众回溯北宋针对大理的基本国策。自太祖“宋挥玉斧”所象征的南方战略抉择伊始，北宋立国便始终将战略重心放在应对北方强邻上。太宗对辽北伐失利后，朝廷的统治路线逐渐转向“守内虚外”，致力于维护域内安定与推行文治，不再以恢复“大一统”疆域为现实目标。在此背景下，北宋对大理长期持谨慎态度：太祖、太宗时期，大理数次通好的请求均未获北宋朝廷的积极回应；真宗以降，双方更以维持现状为主，仅通过边境开展间接的经济与人员联系；即便熙宁九年大理遣使入贡，宋理关系也未取得实质进展。这种以战略收缩与谨慎接触为基调的对理政策，是解读政和“入贡”事件的宏观背景。
随后，陈老师对政和年间大理“入贡”事件展开了重新梳理：政和五年，时任广州观察使的黄璘奏报朝廷，称大理国“慕义怀徕，愿为臣妾”，宋廷随即命其于宾州置局接待。次年，以李紫琮为正使、李伯祥为副使的“大理使团”进入宋境，并于政和七年二月抵达京师开封。宋徽宗下诏册封大理国主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表面呈现为一次礼仪完备的藩国归附。但历史真相不久便浮出水面，陈老师通过梳理《宋会要辑稿》中的官方处置措施及事件发生后的相关记载，构建起完整证据链，证实此次“入贡”实为黄璘等人策划的冒牌事件，李紫琮等人并非大理官方使者，而是宜香郡的卖马人，此次行为属于宋朝官方事后承认的诈伪之举。
尽管“遣使入贡”事件本身属伪造，但北宋针对大理的册封文书程序确曾履行。重和元年，宋朝使者按册蕃惯例出使大理，当地佛顶寺特地抄写《维摩诘经》相赠，经卷跋语中留有祝福宋使之辞。不过，这仅属礼节性的文化往来，跋语全文未提及大理接受册封之事，不足以作为双方建立政治宗藩关系的证据。此伪造事件类似于真宗朝龟兹“延福”伪贡案，尽管两案事后均查明为伪，但相关记载未在史籍中被系统删削，导致后世研究者容易产生误解。
在理清事件始末后，陈老师进一步指出，这场闹剧的发生并非偶然，根源在于宋徽宗朝尤其是权相蔡京主导的政治生态。宋神宗时期曾积极在西南推行开边政策，设置州县；但哲宗朝元祐更化时，所置州县多被废罢。徽宗即位后，在“崇宁”恢复神宗新政的旗帜下，“开边拓土之议复炽”，广西由此成为开边重点——这既有遏制交趾的战略考量，亦能满足徽宗好大喜功的心理，更为蔡京一系官员提供了便捷的晋升阶梯。政和年间，正值蔡京第二次罢相后重掌权柄的关键时期，其政治地位亟需新的功绩加以巩固。黄璘作为在广西开边中曾有投机前科的官员，敏锐捕捉到这一政治需求，策划了伪造大理入贡以邀取巨赏的事件。伪贡事件得以发生并一度被遮掩，与蔡京的权倾朝野直接相关。然而，宣和二年蔡京第三次罢相，其政治势力随之衰退，成为伪贡真相得以揭露的关键契机。随后，朝廷下诏并省西南新设州县，广西的开边活动就此终止。
从更深层次来看，政和伪贡事件是徽宗朝整体政治文化导向下的产物。北宋大部分时期，朝廷对蕃国朝贡持务实、谨慎的态度，旨在减轻财政负担，避免边衅。但至徽宗朝时，为营造“天下大治，四夷向风”的盛世景象，朝廷政策发生显著转向，积极鼓励和招徕各方来朝。徽宗与蔡京集团亟需能彰显“太平盛世”的装饰性政绩，地方官员则为求仕进主动逢迎。黄璘炮制伪贡的行为，正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一规律的典型体现，成为徽宗朝好大喜功、务虚名而轻实利统治风格的典型缩影。
最后，通过对政和伪贡事件的彻底考辨，陈峰教授对宋与大理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性：北宋与大理之间并未建立起官方的、持续的宗藩关系，宋朝基于地缘战略的主动疏离与拒绝是双方关系的主线。政和年间的所谓“册封”建立在虚假信息之上，不具备真正的政治效力。南宋时期，宋朝虽因战马贸易与大理的联系有所增多，但官方关系的本质并未改变。宋与大理官方联系的缺失，揭示出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曲折性与复杂性。不过，陈教授亦指出，宋理政治关系的疏离并未阻断双方经济、文化的密切交流——宋朝铜钱在大理的流通，以及中原的汉字、职官制度、科举制度等，均对大理产生了深远影响。直至元朝征服大理，该地区一度与中原王朝疏远的政治关系才得以改变，从而成为中央管辖的区域，最终汇入持续发展的大一统格局。因此，宋与大理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历程中一段富有启示的插曲，“殊道同归”仍是历史发展的主线。
曹家齐老师在总结中指出，本次讲座的研究实践为在场听众提供了深刻的方法论启示：通过对一个具体事件的深度“求真”，学者得以撬动对某一宏观问题的重新认识；在史料匮乏的领域，研究者更应警惕后世建构的叙事，坚持回到原始文献进行批判性细读与逻辑关联性分析，并将事件置于具体的政治生态、制度变迁与人物网络中考察，方能窥见历史的多重面相与内在动力。
在随后的问答与讨论环节，在场师生进一步深化了相关探讨。曹家齐老师指出，该研究从“大理伪贡”这一具体问题切入，揭示了北宋后期政治环境的变迁，对研究生把握“小问题背后的大脉络”具有启发意义。赵灿鹏老师强调，扎实的考证功力是澄清历史真相的关键支撑。针对听众提出的问题，陈老师补充回应：伪贡事件的揭露与朝廷党争（如蔡京与张商英等派系斗争）紧密相关，徽宗乐见大臣相互制衡，该事件的真相遂成为政治打击的工具；关于大理国的交往意图，《维摩诘经》跋文仅属礼节性文字，无法证明其主动寻求建立政治宗藩关系；关于宋朝开边政策的性质仍需谨慎判断，不能简单归约为“转移内部矛盾”，神宗时期的西南经营是其“富国强兵”整体战略的组成部分，情况较为复杂。易素梅老师则从云南地方视角提出相关见解，陈老师认为尽管大理可能存在交往诉求，但宋朝维持现状、避免“引惹生事”的冷淡应对始终是主导态度。这些互动交流从多角度丰富了在场师生对宋代边疆治理逻辑、内外政治互动机制以及历史研究方法的理解。
撰稿 / 许婕
编辑 / 杨淇骅
初审 / 费晟老师
审核 / 安东强老师
审核发布 / 柯伟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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