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1月21日,在南美洲那个离中国十万八千里的乌拉圭,一家冷冷清清的医院里,有个82岁的中国老头眼看就不行了。

这时候他身边没剩什么人,也没留下什么关于家产怎么分的遗嘱,哪怕他以前经手的钱是个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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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前,他费了好大劲,抓着家里人的手,断断续续也就求了一件事:想回家,想把骨灰送回湖南湘乡,跟老婆葬一块儿。

这老头叫萧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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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两个月前,北京那边刚传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这老头当时哭得像个孩子。

谁能想到呢,这一年,上帝像是要把那个时代的帐结清一样,先把那个改变中国的伟人带走了,没过几十天,又把这个伟人一生最惦记、也最遗憾的“老铁”给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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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时候真挺残忍,这俩人斗了一辈子气,连走都在赶场,谁也不让谁。

把时间条往回拉半个多世纪,这两人可不是什么冤家对头,那是好得能穿一条裤子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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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湖南一师有个说法叫“湘江三友”,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只知道前两个,但在当年,萧子升跟毛泽东的交情,比蔡和森还得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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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夏天,这俩人都穷得叮当响,兜里比脸还干净,却搞了一出现在的大学生都不敢想的“特种兵旅游”——行乞游学。

一分钱不带,就靠两张嘴和两条腿,把长沙、宁乡、安化转了个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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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意思的是在益阳。

当时两人走到县衙门口,饿得前胸贴后背,换一般人早就在墙根底下要饭了,可这俩人倒好,整了整身上那件破长衫,大摇大摆地递名片要见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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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门的衙役本来想赶人,结果被这两人身上那股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势给镇住了,还以为是上面微服私访的大人物。

县长还真就接见了,不仅管饭,还送钱,最后还跟这俩“乞丐”聊诗词歌赋聊到了大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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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他们意气风发,觉得脚底下的路能通向任何地方,压根没想到,这条路走着走着,就成了岔路口。

这裂痕吧,其实就藏在那些看似浪漫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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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那次游学,有个晚上两人吵了一架,吵得特凶。

萧子升家里条件好,性格温吞,是个典型的书生,他觉得“权力”这东西太脏,像刀子,谁拿谁受伤;毛泽东不一样,他看得太透了,他觉得“钱”才是万恶之源,老百姓苦是因为被资本家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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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到的是安化农民起义被镇压后的惨状,是黄国旭那样的烈士被土豪劣绅逼死的血泪;萧子升看到的呢,是书本里的乌托邦,是无政府主义的梦。

这分歧后来到了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简直就没法调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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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嚷嚷着要学俄国搞暴力革命,萧子升却在那慢悠悠地说要搞教育改良。

他当时说了句特让毛泽东绝望的话:如果教育能把社会变好,哪怕等上一千年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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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拼速度的乱世里,有人想坐高铁,有人却非要骑驴,这还能走到一块去吗?

“一千年太久,只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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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后来成了名句,但在1921年那个冬天,这是毛泽东心里的急火。

那年萧子升专门从法国回长沙,两人挤在一张床上睡了三个晚上,也就吵了三个通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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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真惜才,也是真想拉兄弟一把,劝他加入共产党。

可萧子升这人也是轴,死活不干,他说他见不得流血,受不了阶级斗争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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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冬天特别冷,两人虽然睡在一个被窝里,心却已经隔着太平洋了。

从那以后,萧子升转身进了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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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唏嘘的是1930年,杨开慧被抓的时候,萧子升急得不行,动用了好多关系想救人。

但他那会儿也就是个书生,面对蒋介石的屠刀,他那点面子根本不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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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慧的死,成了两人之间一道永远跨不过去的坎,也彻底宣告了这段友谊的终结。

后来的事儿就更狗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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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升在国民党里也不好过,卷进了内部斗争,被人扣了个“盗卖故宫文物”的屎盆子。

这事儿在当时闹得特大,萧子升百口莫辩,只能灰溜溜地跑到国外,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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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猜怎么着?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日理万机,居然还专门让人去查这桩陈年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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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查清楚了,那是国民党内部倾轧搞出来的冤案,算是还了老同学一个清白。

这操作,说实话,挺让人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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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胜利者来说,这不仅仅是大度,这叫念旧。

1955年,中国有代表团去乌拉圭,毛主席特意嘱咐团长,一定要找到萧子升,请他回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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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很明白:以前的事都翻篇了,回来叙叙旧。

可萧子升这老头,倔得像头驴,死活不见,甚至放出话来,只要是大陆来的,一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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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让人很难理解了。

是面子上挂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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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心里有愧?

或者是单纯的政治洁癖?

谁也不知道。

反正这老头就这么硬挺着,在南美洲那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小国里,守着他的回忆过日子。

直到1976年9月,那个消息传来。

那天,萧子升听着收音机里的哀乐,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那个在益阳县衙门口骗吃骗喝的伙伴,那个在长沙雨夜里跟他争得面红耳赤的对手,走了。

老头当时就崩溃了,哭得稀里哗啦。

所有的主义,所有的对错,在死亡面前,都显得特别轻。

剩下的,只有两个湖南老乡,隔着大半个地球的最后一点感应。

仅仅两个月后,他也跟着去了。

他最后想回湖南,想回湘乡,其实就是想回到那个1917年的夏天。

那时候他们没有党派之分,没有主义之争,只有两个穿着破草鞋的年轻人,看着远处的山,以为自己能改变世界。

历史这趟列车,到了站谁都得下,不管你是坐软卧的,还是挂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