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北京饭店,灯火通明。

这是一场迟到了27年的接风宴,主角是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国民党战犯。

71岁的黄维颤巍巍地走进大厅,满头白发,步履蹒跚。

突然,他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比他大十岁、却腰杆笔直的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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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愣了一下,大步走过去,重重地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脱口而出一句:“你这家伙,怎么这么能活?”

被拍的那位叫李仙洲,这时候已经81岁了。

这话听着像是损友间的调侃,可只有在场的几个老人才听得出,这短短几个字里,藏着多少无法重来的岁月。

一个在里面死磕了27年,一个早早出来过了15年的安稳日子。

这俩人当年都是蒋介石眼里的红人,都是黄埔系的精英,怎么结局差了这么多?

把时间条往回拉。

1947年的莱芜战役,是李仙洲一辈子的噩梦。

当时他手里攥着五六万大军,本想着跟华东野战军碰一碰,结果仗还没怎么打,身边最信任的那个“自己人”——整编第46师师长韩练成,突然玩起了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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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韩练成是咱们的地下党。

主将一撤,李仙洲的部队瞬间成了没头的苍蝇。

粟裕大将指挥华野,只用了三天,就像吃豆腐一样,把李仙洲的几个军吞得干干净净。

李仙洲腿上挨了一枪,稀里糊涂就被俘了。

说实话,李仙洲被抓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有一种诡异的“服气”感的。

他不觉得自己是被打败的,而是被“坑”了,或者是天意如此。

这种心态,反而让他后来在战犯管理所里活得特别通透。

再看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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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将军,性格那是出了名的又臭又硬。

1948年淮海战役前,他本来都要去办军校当校长了,蒋介石非逼着他去救火。

结果在双堆集,黄维碰上了更硬的茬。

他的12兵团那是全美械的王牌,可架不住咱们解放军的铁桶阵。

更有意思的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黄维手下的第110师师长廖运周,也是地下党。

廖运周带着重武器阵前起义,直接把黄维的突围口子给堵死了。

黄维被俘的时候,那是一百个不服气。

他觉得非战之罪,是自己倒霉,是手下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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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俩人的画风就开始两极分化了。

所谓的面子,在自由面前,连个屁都不是,可有人就是想不明白这个理儿。

在功德林里,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

有一次开检讨会,这俩败军之将直接杠上了。

那时候场面一度非常滑稽,黄维指着李仙洲的鼻子,大概意思就是骂李仙洲莱芜几万人三天就没了,简直是丢黄埔的脸。

李仙洲也不是吃素的,当场反击回去,说你黄维厉害?

双堆集十几万大军让人包了饺子,你死守个什么劲?

那是死路!

吵归吵,日子还得过。

李仙洲是典型的“识时务者”。

他想得开:反正败了就是败了,共产党得了天下,那就老老实实改造。

他加入了园艺组,在功德林的院子里开荒种菜。

那时候西红柿在北京还是个稀罕物,李仙洲就琢磨怎么种西红柿。

施肥、剪枝、捉虫,他干得津津有味。

每到收获季节,战犯食堂里就能加菜,大家伙儿吃着李仙洲种的西红柿,对他印象都不错。

而且李仙洲饭量特大,一顿能吃好几个大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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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他咋这么能吃,李仙洲那个回答简直绝了,他说自己手上沾了血,保不齐哪天就被拉出去毙了。

只要没死,每一顿都得当最后一顿吃,不吃饱了那是亏本。

这种“得过且过”的乐天派精神,反而让他成了改造积极分子。

反观黄维,那简直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为了逃避思想改造,他竟然想出了一个绝招——研究“永动机”。

只要上过中学物理都知道,永动机那是违反能量守恒定律的,根本造不出来。

但黄维不管,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画图纸,声称这要是造出来能改变人类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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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所的领导也是宽容,居然还真给他找来发电机、马达让他折腾。

其实大家都懂,黄维不是真不懂物理,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守住自己最后一点“尊严”。

他不想承认失败,不想面对现实,就躲进一个永远转不动的机器里,一躲就是二十多年。

这一躲,代价太大了。

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

杜聿明、王耀武这些大家都熟的名字都在上面,当然没有黄维,也没有李仙洲。

李仙洲心态好,觉得再等等也无妨。

黄维的老婆在外面听说没丈夫名字,绝望得吞了安眠药,差点没救回来。

到了1960年,第二批特赦,李仙洲的名字赫然在列。

走出高墙的那一刻,李仙洲并没有急着回家,他提了个要求:想见见周总理。

周恩来当年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算是李仙洲的老师。

见到总理,李仙洲问出了那个藏在心里13年的疙瘩:当年在山东,他那是奉命北撤,为什么南线的中央军主力死活不来救他?

周总理看着这个执着的学生,虽没有在史料里留下具体的回答,但这次会面显然解开了李仙洲的心结。

而这时候的黄维,还在功德林的实验室里,对着他那个永远转不起来的“永动机”发呆。

这一发呆,又是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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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5年,中央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犯。

这个时候,黄维成了那个著名的“钉子户”。

这时候,已经在外面享受了15年自由空气的李仙洲,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去劝劝他的老同学黄维。

再次见面,李仙洲不再是那个在检讨会上吵架的对手,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他苦口婆心地劝黄维,大概意思就是认输不丢人,你看这天下,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了,那就是天命。

你再倔,能倔得过大势吗?

最后,李仙洲祭出了大招,提到了黄维那个苦守了半辈子的老婆。

或许是“老婆”这两个字戳中了黄维的软肋,或许是看到昔日同僚如今的安详状态,黄维那颗顽石终于裂开了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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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放下了图纸,在特赦书上签了字。

所以,当1975年的那个晚上,黄维在宴会上看到红光满面的李仙洲,说出那句“你怎么这么能活”时,那绝对不是嫉妒。

那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感叹:感叹李仙洲的“没心没肺”反而赢得了生活,感叹自己为了所谓的“气节”错过了太多风景。

历史给每个人发的牌都是一样的,有人打成了死局,有人却打出了生机。

李仙洲活到了94岁,在济南安享晚年。

黄维出来后,虽然只有71岁,但身体已经在监狱里熬坏了,但他确实也变了。

晚年他致力于两岸统一,甚至在1989年去台湾访问时,面对国民党的挽留,他坚定地说:“我在大陆很好,我不走了。”

这两个人的故事,其实说白了就是两个字:选择。

历史的大潮打过来,李仙洲选择了顺流而下,虽然姿态不那么“英雄”,但他活出了人的滋味;黄维选择了逆流而上,在那漩涡里呛了27年的水,最后才发现,岸上的人早就换了活法。

你说谁赢了?

在那个波澜壮阔又身不由己的年代,能活着看到新时代,或许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只是这胜利的代价,黄维付出的,值的吗?

一九八八年10月,李仙洲在济南病逝,终年94岁。

仅仅五个月后,黄维在北京突发心脏病去世,终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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