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北京那边儿天都开始冷了，但在湖北黄安的一个小村子里，发生了一件让人听着直起鸡皮疙瘩的事儿。
一个穿新军装的警卫员，揣着封信，好说歹说要接一位老太太去北京享福，说首长是她儿子。
结果呢，这老太太石顺香根本不信。
她没什么激动的表情，反手就指着堂屋中间那个被烟熏了17年的灵位，跟那小战士说别拿苦命人寻开心。
在她的认知里，儿子的魂都在那块木头牌位上住了六千多天了，这会儿怎么可能从北京冒出来？
这事儿吧，说白了就是个因为战争搞出来的惊天大乌龙。
一张轻飘飘的阵亡通知书，有时候比千斤重的炸弹还能压死人。
要把这乱麻理清楚，得把时间往回倒，回到1932年那个要命的春天。
那时候红四方面军在打仗，22岁的徐深吉已经是团级干部了，是个狠人，打起仗来不要命。
但在古峰岭阻击战里，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团基本被打光了。
徐深吉当时浑身是血，昏死在死人堆里，大家伙儿撤得急，都以为他也没了。
那时候可没有现在的微信定位，统计伤亡全靠肉眼看。
部队一走，这就出了岔子。
一张阵亡通知书就这么发回了黄安老家，顺带稍回去的，只有两块大洋。
石顺香接到这消息的时候，整个人都傻了。
据说那天晚上，她抱着儿子的旧衣裳坐了一宿，第二天街坊邻居一看，这老太太头发竟然全白了。
她找木匠刻了个牌位，从此以后，就成了个守着“鬼魂”过日子的孤寡老人。
这就离谱了，徐深吉其实命大，被后来的搜救队从死人堆里刨了出来。
但他醒过来的时候，大部队已经开始转移了，也就是后来那个著名的长征。
这一走就是十万八千里，跟老家彻底断了线。
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写封信比登天还难，再加上怕连累老娘被反动派报复，徐深吉只能把思念烂在肚子里。
这一憋，就是整整17年。
这17年，这对母子简直就是活在两个平行宇宙里。
在老家，石顺香顶着“烈士家属”的帽子，还得躲着国民党军队的搜捕，日子过得那是相当凄惨，天天对着那个木头牌位念叨。
而在千里之外，那个“死掉”的儿子徐深吉，正在把自己活成日军的噩梦。
这人有多猛？
抗战的时候他是129师771团的团长，那是陈赓386旅的主力。
在神头岭、响堂铺这些地方，徐深吉带着人把日本鬼子揍得找不着北。
娘在家给儿子烧纸钱求平安，儿子在前线送鬼子下地狱。
甚至逼得日军在坦克上挂横幅，说专打386旅。
这种反差，编剧都不敢这么写。
肯定有人会问，都当了大官了，这中间就真的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往家里带个信？
哪怕派个人去看看呢？
这事儿还真没那么简单。
除了前面说的怕连累家里，还有一个特别残酷的原因：徐深吉的身体垮了。
1942年五一大扫荡的时候，日军用了毒气弹。
徐深吉为了指挥突围，吸进去不少毒气，肺部受了不可逆的重伤。
那之后他身体就一直不好，甚至到了1948年，整个人彻底病倒，好几次都在鬼门关门口晃悠。
试想一下，一个连呼吸都费劲、随时可能挂掉的人，哪敢去联系老娘？
万一刚联系上，人就没了，那不是让老太太再死一次心吗？
那时候他的命，真不是自己的，是国家的。
一直熬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徐深吉身体稍微缓过来点，这才敢派那个警卫员回去。
他当时给警卫员下的命令听着都心酸：要是老人家还在，就接来；要是不在了，就替他在坟头磕三个头。
直到石顺香老太太被接到了北京，看见那个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中年男人，那个供了17年的名字突然变成了大活人，这一场跨越生死的误会才算画上句号。
那个画面真的挺让人破防的。
徐深吉跪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说儿子不孝。
这一跪，跪的是十七年的生死两茫茫，也是那个年代最无奈的欠条。
石顺香摸着儿子满是皱纹的脸，什么埋怨的话都没了，只要人活着，那17年的眼泪就不算白流。
这故事听着圆满，其实全是那个时代的眼泪。
徐深吉后来成了开国中将，但他后半辈子对老娘那是出了名的孝顺，几乎是一种赎罪式的心态。
毕竟，这世上再多的勋章，也补不回母亲那满头的白发。
2000年8月8日，徐深吉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这回是真的去陪他母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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