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3日凌晨两点，你怎么活着回来了？”徐信把钢盔重重摔在桌上，屋里只有马灯微弱的火光和他几乎压抑不住的怒气。警卫员陈明月满是血污，腿上还滴着水珠，却只是立正，低头，一句话也不说。
鸭绿江静悄悄地流，63军刚渡过时，所有人都以为第五次战役还在远处。但两个多月来，美军飞机成天盘旋，一旦发现目标，炸弹像雨点一样落下。为躲避空袭，部队改走山路，夜行昼伏。朝鲜北部到处是陡坡和碎石，卡车进了山，一脚油门就可能冲向深谷。邓仕均团长原本可以留在后方指挥，可他坐不住，非要走在最前面。结果在一处急弯，车辆失控翻下去，司机当场殉职，副驾驶也没撑过来。邓仕均和陈明月被战士们抬出来时，都骨折，脸色苍白。
后方医院条件有限，止血、固定、打青霉素，已经是极限。但邓仕均听到559团准备投入主攻，就不停喊着要回去。他知道，如果自己留在病床上，师里很快就要调他去当副师长——新岗位意味着离冲锋越来越远。对一个从长征走过来的老红军而言，那种滋味比痛还难熬。医嘱一张张，他一概撕掉。给养车刚抵达，他和警卫员就登车赶回前线。
5月初的汉江东南，山谷雾大，能见度不到二十米。559团接到穿插任务：顶住敌人一个团的机械化火力，咬到午夜十二点，再隐蔽撤出，以掩护友邻。邓仕均没把命令当口号，他干脆带司号长、陈明月走在尖刀位置。雾里突然窜出敌军装甲车，机枪火舌照亮山坡；559团没有坦克，只有步枪、机枪和手榴弹。山风呼啸，炸点震裂岩壁。邓仕均时不时举望远镜，低声一句“机枪火力左移十米”，战士们立刻调整。四小时里，美军三次冲击被打了回去，地上留下两百多具尸体，但559团的弹药也见底了。
夜色更深，十二点的手表指针终于对齐。电台传来“可以撤”的暗号。部队分批后撤，邓仕均压在最后。就快脱离时，一条峡谷通道被敌军抢先切断，炮火像筛子般封锁出口。团长在最前，避不开，炮弹爆炸，碎片划开他的腿动脉。陈明月扑过去止血，把急救包里的绷带一层又一层缠紧。风卷起烟尘，眼前连自己手指都看不清。警卫员硬是把团长背起来，刚迈两步，第二发炮弹在身侧炸开。他只觉得胸口一闷，摔进泥水里，耳朵嗡嗡作响。再恢复意识时，邓仕均胸前已经没有起伏。
伤口不能再等，部队必须渡过洪川江。政委把刚挖好的浅坑推平，木板上写下团长名字，简单埋葬。天亮后，陈明月随部撤回，腿上的绷带全被血浸透。就在此时，徐信的质问落在头顶。师长不是在泄愤，他更像在拷问一个铁律：首长在，警卫员在；首长亡，警卫员亡。质问完，他盯着陈明月弯成弧形的枪管，那管子被爆压得中间像一张鬼脸。徐信挥手：“出去包扎，不许倒下。”
第二天，师部决定派三十人小队重新过江，把团长遗体带回来。徐信问：“敢不敢去？”陈明月一句“请命”结束对话。上午10点，小队趟过齐腰深的冰水。对岸早被敌军装甲占据，坦克炮口对着埋葬地。小队三次突进，最近一次距离坟包不到五十米，却被高爆弹逼退。陈明月眼睁睁看着坦克碾过坟旁，心像火烙。弹药消耗殆尽，只能撤回。回到江边，徐信和傅崇碧正站在水里，裤脚全湿，脸色铁青。没有谁责怪撤退，因为所有人都清楚：坦克在那，步兵硬冲，只能再多添遗骸。
有人说，最难的不是冲锋，是通知家属。邓仕均的妻子那时怀中抱着刚满月的女儿，身边是五岁的儿子，老父亲远从川中山区赶来探望。牺牲电报送到，她没哭，只问能不能去看看那块土地。冬天，志愿军安排车辆把她送到洪川江。山风猎猎，她站在岸边，望着对岸山包。泪水没落下，却在眼眶打转：“他是为国家死的，我会把两个孩子带大，让他们知道父亲干了什么。”
陈明月后来被推荐为志愿军一等功臣，奖章是金属，却比不上那把弯曲的枪管分量重。到停战前，他守着559团，一直没换岗位。有人问他怕不怕再遇到那种场面，他只说：“团长教过，走在最前面才看得清路。”话很轻，却让听者沉默。
洪川江水依旧，三年后，63军归国。军旗整整少了一个角，那是1951年那晚炸裂的火焰烫出的缺口。缺口没有补，师部决定保留——不为了纪念死亡，而是提醒后来者，何为担当。
团长牺牲，警卫员生还，本不该是遗憾。然而战争铁律残酷，在很多老兵心里，“自己活着”反而是一道终身难解的结。或许正因如此，那块未能迁回国内的浅坟，才显得格外令人揪心。邓仕均没能回家，可他的名字同559团永远绑在一起——穿插、坚守、阻击，这些词汇因为一个人的血肉才有了分量。来年新兵入列，老兵讲到洪川江，会指着弯曲的枪管低声说一句：记住了，有些位置只能前进，没有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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