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凤至晚年写回忆录，痛骂赵一荻害苦了张学良，无可原谅|于凤至|回忆录|张学良|赵一荻

1964年深秋，纽约第五大道的树叶被寒风卷起，于凤至坐在租来的公寓里，一页页翻看律师送来的离婚协议。她抬腕看表，距离那位自称“受委托而来”的张姓特使敲门，只剩三个小时。时间节点就此定格——三十年前的西安枪声、二十年前的重门幽禁、十几年前的檀香山奔走，全在这一纸文件上交汇。

于凤至并非不知道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底线——“人离台，命即绝”。她更清楚，蒋氏政权让自己签字，是为了堵住张学良未来的一切可能。张姓特使曾笑着提醒：“夫人最好明白，汉卿如果落笔离婚，便等于自愿留在台湾。”这句冷冰冰的威胁，比囚室的锁链更难拆解。

追溯到1928年，张作霖殒命皇姑屯，东北易帜旋即上演。年轻的张学良在奉天督军府肃清杨宇霆、常荫槐，掌握辽吉黑三省，又在中原大战援蒋，一跃成为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权势如潮水涌来，张府门口成了名流与舞女的长廊。于凤至当时深信：“他再风流，也不会忘了共苦的发妻。”自信源于二人青梅情份，也源于她在张作霖阵亡后独自镇守辽阳老宅的沉稳。

然而，命运在1930年夏日的一场舞会上拐弯。14岁的赵四小姐——赵一荻披着丝绸披肩，踩着狐步舞步闯入张学良的视线。报纸翌日大标题“赵四迷倒少帅”，炒热了北平茶楼。赵庆华的“断绝父女关系声明”把赵一荻推向舆论浪尖，却无意中给了少女“无家可归”的悲情外衣。辽河以北，张府灯火不熄；西山脚下，于凤至听到消息时，只淡淡说：“她不过是孩子。”

于凤至还真把赵一荻当孩子。在张学良“你来决定她的去留”的一句推手后，她为赵一荻置办房产、办理“私人秘书”名义的薪给。亲友提醒“养虎为患”，她只回：“她终生不要名分，何患之有？”这份慷慨，后来在回忆录里成了她自认“最大失算”。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一夜之间由“东北王”变为“阶下囚”。于凤至带病奔走南京、庐山、汉口，借宋美龄门路求情不得，又请求一同幽禁。三年软禁岁月，她与丈夫同睡土炕、共食粗粝，赵一荻则被安排在重庆“静养”。张学良曾低声对妻子说：“你别介意，她性子野，不懂事。”这句劝解，于凤至写进了笔记，只留四字评语——“终究短视”。

1940年她被诊断乳腺恶疾，需赴美手术。张学良苦劝：“孩子在伦敦，没人照看。”于凤至抵死不从，认为“夫妇同囚才算忠义”。最终，她被一句“救子亦救夫”说动，离开西子湖畔的秘密居所，远渡重洋。临行前，她主动向宋美龄提名，让赵一荻接替自己照料张学良。戴笠一句“人选我来定”将决定权攥在军统手里，但最终还是赵四踏进了幽禁院落。

就这样，赵一荻以“伴读兼看护”身份进入张学良日常。长久相处，二人感情更深，这在情理之中，却在政治上造成另一重枷锁——蒋介石乐见其成：张学良身边若无合法妻子，却有一位甘愿留下的伴侣，他的出走念头便可轻易钳死。

因此，当1964年那份离婚协议越洋递到纽约，于凤至的愤怒指向赵一荻。她写道：“她当年跪地求我收留，说终身不要名分，何其恳切；如今反使汉卿断绝求自由之道，实无可恕。”有人质疑她判断失准——张学良即便不离婚，也未必能获释。可在于凤至眼里，这是原则问题，不是成败权谋。

同一时期，台湾山城新店的松涛声中，张学良日复一日写字画画，放鹰养鸽，自称“半自由”。蒋介石观其所为，逐渐放松看管。1990年，张学良九十虚岁生日宴开圆山饭店，他首次被允许赴台北市区参加公开活动；次年三月，他携赵一荻飞往美国，加州机场上，新闻摄影灯一闪一闪，却再无于凤至迎接。

于凤至1990年3月病逝，她的子女代她在墓前放下一束白百合。有人在悼词里说：“她为张家守护了尊严。”同年六月的台北寿宴上，张学良端起红酒，对昔日同袍低声道：“世事如此，还说什么？”这句话，后来被记录在专访手稿里，成了他对半生风雨的唯一注脚。

赵一荻2000年初病危，张学良守在榻前，握着她手轻声念经。据医护回忆，老人神情恍惚，却不停重复一句：“当年若不连累她，也许好。”到底“她”指的是于凤至还是赵一荻，外人无从确定。

于凤至回忆录最终未能公开完整版本，仅节选数段见诸华文期刊。痛骂之语固然尖锐，更值得注意的是她对自身误判的剖析——“爱之深，责之切，错在情重”。当历史文件散落民间，三人的爱恨纠缠依旧是评论家与读者的谈资。但从政治角度看，这段私人恩怨不过是大时代挤压下的副产物：少帅被软禁，国府戒心难消，个人婚姻遂成谈判筹码。

试想一下，一位曾统率十余万精兵、掌控东北财政命脉的将领，后半生所有自由取决于外人递来的公文；而两位女性——一个古典淑贤、一个桀骜机警——在看似情感纷争的背后，其实都被时代暗流裹挟。这层复杂性，使“赵四害苦张学良”或“于凤至太迂腐”之类简单标签显得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