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9月的一个闷热午后，上海大学的钟声刚落，成群结队的旁听生从教室里鱼贯而出。人群之中，一位身材挺拔的青年仍站在门口，额头细汗，眼神却灼灼——他就是三年前在长沙举起革命火种、此刻又被组织派回上海担任工人夜校教员的陈赓。上午，他刚听完恽代英关于巴黎公社的课程，思想还沉浸在阶级斗争的论证里，脚下却不自觉沿着梧桐小径游走。

陈赓喜欢上课间的这段散步。上海大学背靠虹口公园，草地、花圃错落，三三两两的进步青年或讨论马克思，或低声背诵英文单词，校园气息混着海风，透着股难得的自由。正当他准备拐向图书馆，迎面出现两位身着浅色旗袍的女学生。左边那位微低着头，额前一缕碎发显得俏皮。

只消一瞥，陈赓心中像被针扎。那五官、那神态，分明是当年在老闸北救过他的谭秀茹。“不可能看错。”他心里打定主意，脚步便不由自主地迈上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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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秒，他把三年前的场景又回放了一遍：自己被法租界捕房追得走投无路，翻墙闯进谭家后院；姑娘慌张却镇定，竟帮他藏进柴房。那日雨水从屋檐直泻，谭秀茹递来一件干净外衫，轻声说：“外面巡捕多，你先避一避。”逃出生天后，陈赓留下伪名，这份恩情却被他记在心里。

后来，因为地下交通线暴露，陈赓不得不匆匆转移。他没留下只言片语。彼时他想：革命要紧，等风平浪静再登门致谢。未料，上海随即陷入新一轮清共浪潮，几条联络渠道被斩断，消息再没传来。如今，旧人似在眼前；错过三年的歉疚也排山倒海而来。

他拦在二女学生面前，郑重鞠躬：“谭小姐，请原谅我！”话音未落，空气像被凝住。

右侧那位同伴先是一愣，随即掩唇轻笑。被认作“谭小姐”的姑娘眨了眨眼，疑惑地瞧他：“你是……？”嗓音清脆，却听不出半点熟稔。

陈赓心想，果然她怨他失信，所以先装作不识？他再进一步，压低声音：“我是陈赓，三年前那晚——”话说到一半，姑娘却侧身让路，微躬身子：“先生认错人了，我姓陈，名秀英。”措辞谨慎却不失礼貌。

那一刻，轮船汽笛自北苏州路传来，长音拖得悠远。陈赓愣在原地，目光来回在她脸上搜索，眉形、鼻梁、甚至笑时眼角的褶皱，全都重叠在谭秀茹的影像上。可对方目光坦然，没有丝毫闪躲。

旁边的同伴看他还想分辩，赶忙解释：“她真不姓谭。我们工商补习班同学，有事先走了。”说完，二人快步离开。旗袍衣角划出一道浅浅弧线，转瞬并入午后人流。

陈赓站在小径中央，汗珠顺脖颈滚落。烈日下，他心里掠过一个念头：世界真会有如此相似的两张面孔？还是自己记忆被岁月涂改？他努力回想谭秀茹的嗓音，当年的细节却像被潮水冲刷，忽然变得模糊。

有意思的是，这并非陈赓第一次因“认错”而心绪难平。1918年在云南讲武堂时，他就曾将一位姓李的同窗错认作长沙老友，闹得满营哄笑。可在战场上，他又能凭昏暗火光准确喊出每个战士的名字。记性好不好，他自己也难说清。

傍晚，他到了工人夜校。车间工友们等着上算术课，汗渍尚未干就挤进教室。黑板上粉笔字还没写完，学员老张调侃一句：“陈先生下午踩到钉子啦，怎么魂不守舍？”一句玩笑把课堂气氛点燃，陈赓才回过神，继续板书。革命工作如齿轮，不停旋转，容不得他陷在私人记忆里。

然而回到住处，他还是摊开笔记本，写下“谭秀茹”三个字。笔锋顿住，又添一句：“若在余生再遇，当面谢恩。”写到此处，他忽然意识到：哪怕那位陈秀英真的与他毫无关系，也提醒了他欠下的那笔情义账。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认错人的一个月后，广东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简章传到上海。周恩来奉命南下筹建政治部，需挑选政治助理。恽代英将陈赓列入推荐名单。临行前夜，校园里又飘起小雨。陈赓收拾行囊，摸到那页记录谭秀茹名字的纸条，犹豫片刻，仍夹进袖珍词典里。

1924年10月15日，他踏上南下列车。车窗外是疾驰而退的铁轨，脑中却浮现那错认的一幕。列车员推门提醒检票，他忽听到隔壁车厢传来女声笑语，音色竟与记忆中那么相似；他侧耳片刻，终究没有起身。革命之路漫长，旧误会、旧恩情只能先按下。

数年后，陈赓已是八路军将领。一次战地会议间隙，他偶然得知学生运动圈里确有一位名叫谭秀茹的进步女青年，1927年“四·一二”后被捕转押至龙华。她的命运，他再无从追索。那张相似的面孔，遂成他心底一道混合感念与愧疚的印痕。

后来部队里有人问他为何对新来的卫生员格外照顾，他摆摆手，只说了句：“有些人帮过我，我记在账上呢。”话音轻，却透着不容置疑的执拗。

陈赓把情义与革命同列优先级，偶尔分不清哪条线更粗。那年上海大学的午后，错认与否已不再紧要，重要的是，他借此提醒自己：枪口对敌，背后也要对得起身边每一个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