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2日深夜，南京紫金山脚下的总统官邸灯火依旧，秋风掠过石阶，吹得枯叶簌簌作响。此刻，陈布雷正伏案整理当天的公文——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个背影。用完温水，他习惯性地把茶杯放在右侧，纸笔依次排好，似乎明日还要继续伏案。然而，命运的钟摆只剩几个微弱的摆动。

翌日清晨七点，守卫交班时留意到官邸三楼异常安静。往常，陈布雷总会准时拉开窗帘，但此时窗内灯光未灭，门栓却反锁。值岗人员心生疑窦，却碍于规矩未敢擅闯。八点一刻，中央部电话催促他参会，秘书蒋君章慌忙上楼敲门，不见回应，心中不祥油然而生。

“从气窗看看。”蒋君章对陶副官低声吩咐。陶副官踮脚望去，只见蚊帐垂地，床褥纹丝不动。“陈先生床上的帐子……”一句话未完，蒋君章已经撞开房门。扑鼻药味里，陈布雷面色蜡黄，手边整整齐齐放着《礼记》和一页手稿，心脏早已停跳。

九点半，电话线被汗水浸湿。蒋君章先后通知总统府第二局、国防部、中宣部，随后拨通上海。王允默接线，“布雷怎么了？”电话另一端千里悲声，隔着电流也能听到杯子落地的脆响。

王允默是陈布雷续弦。二十七年来，两个人同走同食。国民党高层多有旁枝末叶，唯独陈布雷依旧一履青衫。发妻遗下的五个孩子与后生的三个孩子，同等教养、同桌进餐，客厅里常可见陈琏背诵古诗的稚气。家庭的和顺，让陈布雷在官场喧哗中保持一份柔软。

十一点，蒋介石抵达。长衫未系纽扣，鞋带散乱，旁人第一次看见这位领袖如此失神。他缓步到床前，沉默许久，手指僵硬地抚平被角。1927年三月上海清晨的第一封誓师通电，便出自躺在眼前的这位文胆。二十年里，大到抗战宣言，小至宴会致辞，陈布雷几乎把自己化成蒋介石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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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低声回忆前两日总裁办公室里的激烈交锋。蒋介石怒斥党内避战情绪，语气犀利，陈布雷竟沉默无言。旁人并未察觉，那是一次内心彻底的裂变。连年的腐败、战场失利、民心离散，让这位早年倡导爱国、视文章为报国利器的书生看不到光亮。

陈布雷并非不知生死。早在1947年冬，他在手记中写道：“政局大坏，退无可退，惟愿守清节以谢天下。”遗憾的是，当时无人读懂这短短十字。

蒋介石在楼下暂歇，宋美龄递来热茶。茶香氤氲，他忽然想起三个月前戴笠空难坠机，心头又空落一块。十分钟踱步，他取过狼毫，写下四字，“当代完人”，笔锋颤抖。蒋介石极少用如此高度赞誉身边幕僚，现场的卫士心知这四字背后是怎样的失落与惶恐。

随后，陶希圣承命前往王允默寓所，转达国葬之意。陶希圣刚开口，王允默已低身施礼：“先夫生性俭朴，墓制务求从简，范庄旧地足矣。”她声音平静，却让旁听者鼻酸。

1948年11月15日清晨，灵车出南京城，沿沪杭公路北上。车队只随十余辆汽车，没有鼓号长队，没有繁复旌幡。冬雨淅沥，路旁村民见到车身黑纱，只道是哪位要员去世，并不知车内是谁。陈布雷或许正希望如此——少些喧闹，多点宁静。

杭州九溪，群山回环，溪水通西湖。选址之际，陈布雷曾携子女踏青，指着一片竹林说“此地可忘机”。如今棺木缓缓入穴，那片竹林摇曳作响，似在应和当年轻语。墓碑只刻姓名、字号、生卒，国葬规格最终被一句“从简”化作清风。

蒋介石在灵堂最后一次停步，抚棺低声：“布雷，对不起。”这句悔意，在场者无人敢附和。国民党内部风雨飘摇，前线战报日益黯淡，一位以清廉自持、笔下千钧的文士自尽，留给后来者的不只是悲凉，更是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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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春，战事骤变，南京易旗。陈布雷旧居门扉紧锁，书桌上的手稿却被附近学子争相誊录——他们从那行小楷里读到“诚”“信”与“公”，读到一个时代曾经的理想主义。遗憾的是，这些纸页很快散佚，如同九溪山谷里的一缕轻烟，转瞬无痕。

近代史的叙事总是跌宕。有人批评陈布雷未能自拔于权力中心，也有人敬重他在浊流中守住家风。评价终归各异，但1948年那一夜，他以极端方式划下句点，间接宣判了旧政权的病灶。

多年后，再到九溪，游客往往奔着茶香和山色而来，极少走进那方不起眼的墓园。竹影斑驳，墓碑上“当代完人”四字依旧清晰，却少有人停步细读。这份冷清，或正合陈布雷最初的愿望：文字已尽，人事皆休，江山自有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