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18日，北京雪后初霁，中南海勤政殿里，几位老友围坐茶桌，忽然有人提起了鲁迅诞辰即将到来的消息。话头一起，众人又想起总理多年前的那句“我应该叫你婶母”。这句听来半似玩笑的话，其实埋着一段颇费周折的寻亲往事。
若把时间拨回1939年3月，彼时周恩来从重庆赴皖途中顺道回绍兴，他在“百岁堂”旧宅翻检族谱，一连熬了两个通宵，只为琢磨一件小事——自己与鲁迅究竟隔着几道枝杈。那会儿日军步步紧逼，可总理偏要抽出工夫看家谱，工作人员都暗暗琢磨：是不是过于“较真”？
其实不怪他执拗。周家祖籍绍兴府会稽县，与鲁家同在一座城。据《绍兴府志》记载，两家世系分出于宋代理学名臣周敦颐的后裔周茂，一条支系去了履盆桥，一条落脚保佑桥。地名一字之差，却隔开二百多年。
鲁迅名周树人，属履盆桥分支；周恩来自认保佑桥后人。统系图卷轴铺开，淡黄宣纸上写满“世字、贻字、恩字”这些行辈，旁人看得眼花，总理却一笔一划细比。第三晚，他合起族谱，只留下四个字：“同宗不同支。”
这一判断并非最终结论。1946年，周恩来在南京跟文化人座谈，一位老派学者提出：“履盆桥、保佑桥都叫‘鱼化桥周’，按老例还是一家。”周恩来笑答：“说不清啊，待新中国安定后再查。”
机会终于来了。1949年后，文化教育口归国务院领导，史料征集工作开启。1951年冬，绍兴县档案局递上《鱼化桥周氏总谱》。卷头写明：履盆桥、保佑桥原为同一坊巷，元末兵火拆分，清中叶才另立祠堂。这样一来，先前“同宗不同支”的说法便出现松动。
1952年4月初，许广平应周恩来邀请到西花厅叙旧。餐后，周恩来从书柜里取出那部总谱，翻至批注处，停顿数秒，突然半玩笑半郑重地说：“照这排法，我该唤你一声婶母。”许广平连连摆手：“辈分虚置，彼此同志。”二人相视而笑，此事算是定了调。
辈分尘埃落定，只是血缘之外的敬重更难厘清。早在1919年“五四”风潮席卷津门，青年周恩来就把《狂人日记》的剪报贴在宿舍墙上。有人问他为何偏好辛辣文字，他抬头一句：“骨头要硬，文章才硬。”
1928年春，上海暗潮汹涌，左翼作家联盟人选踌躇不决。周恩来夜访丁玲，对方顾虑：“鲁迅先生脾气古怪，能合作吗？”周恩来摆摆手：“他不是古怪，是锋利。”一句话拍板，当晚发出的电报把鲁迅列为盟主。
到1936年夏，上海交通受阻，周恩来在西安获悉鲁迅身体欠佳，仍嘱冯雪峰设法送去青霉素样品。雪峰回信中写：“先生说药不药的无甚要紧，倒希望你们多保重前方。”读到这句，总理沉默许久，只吩咐：“盯着，看护好。”
鲁迅病逝消息传至延安已是10月下旬。晚上，中央机关召开追悼会。会上周恩来引用《礼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阐述鲁迅文字的警世功能。会后他对樊弘说：“这人不在了，精神得留下。”
抗战岁月，周恩来每逢10月19日必出席纪念。1940年重庆大会，他提出鲁迅“骨、胆、眼、笔”四字评价——骨头硬，胆子大，眼界远，笔锋利。鲁迅、周恩来虽未谋面，却在共同敌人面前形成精神联手。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批示建设鲁迅纪念馆，又命文化部把《鲁迅全集》排在“重点再版书目”首位。整理书目的时候，他只补了一句短评：“时代需此人。”
晚年日程极密，周恩来仍保留一个习惯：深夜批阅公文间隙翻几页鲁迅杂感。秘书偶尔见到，他合书轻放，说的是同一句话：“看几笔，提神。”
从“同宗不同支”到“应叫你婶母”，一桩寻亲翻查出丰富文化血脉；而从五四剪报到纪念馆题名，又见一代总理对民族脊梁的惦念。周氏两支，履盆桥与保佑桥，相隔数百年，终在新国家的光景里汇流——血缘之问有了答案，更深一层的精神共鸣，也在那个春天得到了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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