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5日清晨六点二十，安徽歙县的山雾刚刚散开，洪升把儿子送到校门口，顺手在网约车平台点了“上线”。这一单顺风车，只能再为家里添上三十多块，可他仍旧觉得值得。
要说洪升，得把时间拨回到1979年。那年盛夏，他出生在歙县北部的小村。村民还在靠蓑衣斗笠与暴雨较劲，他却把书包背出了泥泞。1997年高考前夜，父亲拍着他的肩膀，只说了半句话：“娃，只管读。”
大学四年，洪升没让父亲失望。2001年，他考进王村镇政府，被分在最辛苦的农业线。白天跑田埂，晚上整理资料，年轻气盛，他也就边干边学，不觉得累。
到了2008年，镇里推广高山茶品牌，洪升在农户家待了大半年，蹲灶头谈价格，守车间谈包装。茶叶销量翻番，上级记下了这笔功劳。
2015年春，他披上副镇长肩章，32岁，镇上最年轻的领导。可好日子刚露头，家里却迎来变故：母亲心脏病住院，妻子提出离婚，十岁的儿子跟他生活。洪升撑着笑，账本却一天比一天单薄。
副镇长的月薪不到四千，刨去养老药费，银行卡只剩零头。身体也不争气，痛风像小刀子，半夜准时来敲门。县医院治不好，只能往省城跑，一次检查费两千多。亲戚能借的不多，他还向银行贷了1.5万元。
手术成功后，洪升攥着几张账单发愣：利息像雪球，再拖就滚大。他琢磨着挣钱，外面正热“跑滴滴”，一公里能挣几块，算下来晚上多跑三单，周末再连轴转，日子或许能缓口气。公务员不能从事营利活动，这条规定他清楚，可面对欠款，他还是心存侥幸。
2016年5月，他买了辆二手伊兰特，靠公车补贴减了几千。夜幕一落，他就改身份成“洪师傅”。他跑得并不狠，工作日接顺风单，周末跑三四小时，半个月收入三千出头，多数还给了加油站。
偏偏出事那天，他赶早班会，顺路接乘客。车刚停下，几辆出租车把他堵在路口，司机冷冷一句：“公务员跑车，也该轮到你？”洪升明白，自己瞒不住了。
随后，县运管所查车，纪委介入。调查结果毫无悬念：副镇长以个人名义从事营利活动，违反《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罚款五千，降为副科。”处分决定下达时，他只说了句：“组织怎么定，我认。”
事情被媒体曝光后，舆论一片哗然。有人质问：他没借权力敛财，只是多跑几公里，为何罚得这么重？也有人提醒：制度写在纸上，岂能因同情就放宽？
歙县不少茶农却站出来说话。“洪镇长跑滴滴？他帮俺家改过肥料配方，不收一分钱。”三里五村的说法几乎一致：洪升没做亏心事。
值得一提的是，处分并没压垮他。2017年，他调到城管局从头干起，整治违建、巡查夜市，依旧一身土味。夜里加班时，同事问他累不累，他笑着回一句：“以前跑车都撑过来了，这点算啥。”
政策层面也在微调。2021年11月29日，中央纪委官宣：公务员下班后送外卖、开滴滴原则上不算违纪，但需规范报备、不得影响本职。有人回忆起洪升，感叹：早两年或许就能避过那道坎。
2022年12月，歙县干部任免公示：洪升拟任城市管理局副局长。从副镇长到副科，再到副局，他的曲线轨迹写满坎坷，却也说明：制度有刚性，也给改正错误的人留出口。
如今，洪升的车停在局机关楼下，灰尘落了一指厚。偶尔有人提起那段“滴滴”往事，他摆手：“翻篇了，审计单子可不认情面，比送客人可紧张多了。”
公交车过站的短笛声里，徽州城的夜灯次第点亮。洪升夹着文件快步而去，背影仍是那股子踏实劲，只不过，这回他要赶的，不再是平台上的订单，而是一份更稳妥、更公开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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