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296年（28）|军机处|大学士|大清|大臣|章京|雍正

雍正也并没有卸磨杀驴，虽然此人多疑成性，但是对胤祥却也真正是百分之百的信任、爱戴，做到了真正的"用人不疑"。胤祥最终死于肺病，但也不排除劳累过度所致。他死后，雍正悲痛万分，食不下咽、寝不能安。还因为三阿哥没有表现出悲痛之意而治他的罪，可见其对胤祥的情谊是何等深厚！

李卫祖籍江南铜山，即今日的江苏徐州。李卫有着殷实的家境，因此，得以花钱捐了监生资格，避开科举的正途走进官场。雍正即位不久，发现各省钱粮亏欠甚多，下诏彻底清查，各省官员闻讯，恐慌不已。

李卫时任浙江总督，听闻此事，主动上奏朝廷，以钦差大臣初到地方恐有诸多不便为由，希望能够让自己协助其处理清查事宜。雍正看过李卫的奏折后，同意了他的提议，批准他协助被派往浙江的钦差大臣彭维新进行清查工作。随后，李卫以生日为由，命各州县的官员速来拜贺，趁生日筵席之时将一干人等召进密室，让各人如实上报亏欠情况，示意他自有办法化解。众人早已被钦差大臣前来清查之事吓得乱了阵脚，听李卫这样一说，全部如实交代，并登记成册交予李卫。再说钦差大臣彭维新，时任户部尚书，为人做事认真仔细，此前已在江南各省揪出了一堆贪官污吏，气焰甚是嚣张，无人敢阻。岂料一到浙江，便被李卫所持的协助清查的批示镇住了，不得不与李卫商量如何处理清查之事。李卫谈及共同清查的过程中恐有争执，故作为难，不知如何是好。逼得彭维新提出分县清查的方案，正中李卫下怀。李卫当下便让随从把浙江各州县的名字写于纸上，揉成纸团，与彭维新抓阄分县。彭维新岂能料到纸团已被暗中做了手脚？那些存在亏欠问题的州县，几乎尽在李卫手中，而彭维新抓到的，不过是些问题不大的州县罢了。

如此这般，彭维新再认真清查也无济于事。李卫这边，名为清查，实则督促各州县填补亏欠。待所有清查工作结雍，李卫故作焦虑地问彭维新："各地可有亏欠？"得到的当然是他早已肯定的答案："没有。"李卫佯装意外，同时开心地表示自己负责的州县也没有。

此事一经上报，雍正大喜过望，加封李卫为太子太保，大加赏赐。浙中各级官吏也因此各升一级。经此一事，李卫的手下众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对这个大字不识的纨绔子弟刮目相看。

李卫为官，不乏耿直倔强的一面。对于官场中的不平事，如眼中沙粒，不除不快。不仅向雍正帝呈交弹劾奏章，更将奏章誊抄之后送至被他弹劾的官员面前，公开宣战，痛陈其恶行，直戳其痛处。那些被李卫弹劾的官员恨他恨得牙痒，却动他不得。

与李卫同朝为官的田文镜，小肚鸡肠，见不得李卫受宠，妒火中烧，暗地里在雍正面前说李卫的不是。雍正深知李卫的为人，对田文镜的挑拨不以为然。田文镜使坏不成，转而讨好李卫，欲与之结交。时逢李卫母亲去世，田文镜备下重金厚礼，派人前去吊唁。李卫不但不领情，反而当众大骂："吾母虽馁不饮小人一勺水！"并将来者赶出门外，田文镜的名帖与厚礼也被李卫愤然丢入茅厕之中。

雍正帝之刻薄，为政之严谨，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因此，李卫作为一个靠花钱买来乌纱的官员，能够在雍正朝官路亨通，实际上是他的所作所为正对了雍正帝的口味及对为官者的要求。是故，李卫方在清朝的历史上书写下自己的名字，并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自明朝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不仅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大清的经济结构，也对封建君主制造成强烈地冲击。进一步加强皇权，是雍正帝为巩固封建统治作出的最后努力。

赋役制度的整顿改革，自清军入关后就一直在进行，但是结果一直都不能令清统治者满意。

顺治年间颁行《赋役全书》,"定制可谓周且悉矣"，但是由于当时的局势紊乱，战火尚未平息，书中井然的规定措施根本就无法实施，因此不能对地主藏匿地产、官吏挪用公款起到任何的限制作用，百姓的生活依旧在盘剥中叫苦不堪。

康熙初年，清朝统治者认为《赋役全书》过于繁琐，实行过程中容易致使混淆，长久实行下去势必会影响清朝的国库收入，于是康熙下令在《赋役全书》的基础上进行精简重新编订。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简明赋役全书》颁行天下，结果仍然效果不佳。

在此期间以及在此之后，清朝政府还颁布了其他的一些法令，也进行了种种改革，但是赋役制度和征收手续上的混乱总是无法清除，更无法禁止负担不均和营私舞弊的情况。

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清朝的人口变动很快，每户占有的土地数目也经常会发生变动，而全国的地亩数、人丁数的统计往往不能准确地、迅速地反应实际情况，这就使得按地亩、人丁来征收的赋役常常出现偏差。

到康熙中后期，全国的经济得到恢复发展，社会整体安定，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人口也随之在继续增长，赋役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明显。这使统治者感到施行更大的赋役改革，势在必行。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康熙提出了"滋生人上，永不加赋"的办法。按照颁布谕旨中的说法，以后赋税的征收将以康熙五十年的全国的人丁数目为标准和依据，此后到达成丁年龄的，不再负担丁役。

这项制度，把征收丁税的全国总额固定下来，使赋税不再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这对无地、少地的劳动人民有一定的好处，他们可以不再为了逃避不堪负重的赋税而远离故乡，从而过上一种相对安定的生活。

虽然如此，但是"滋生人上，永不加赋"的办法并没有对地主阶级和官僚阶级起到长久和真正的限制作用。在这项制度实施的后期，很多有权势的地主阶级置清政府的法令于不顾，为所欲为，依然是以各种名目向贫苦百姓年年增税。

此后，一些眼光长远的官吏、地主，吸取明末赋役不均引发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提出过一些改革方案和想法。但是这些方案要么是太片面、太脱离实际而无法实现，要么是因为阻力太大、障碍过大而中途废止。

直到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御史董之燧提出了"统计丁粮，按亩均派"的建议，这是摊丁入亩制度的雏形，但是这个意见在交给户部审议的过程中，以"不便更张"的理由被搁置。

后来，康熙默许了董之燧的建议，最先在广东和四川两省开始行，但推行过程十分缓慢，很多地方官员都是持隔岸观望的态度，对政策的实施一拖再拖，效果也不明显。

1723年（雍正元年）七月，雍正皇帝登基即位。雍正执政不久就采纳了当时直隶巡抚李维钧的建议，向全国正式颁发诏令，推行"摊丁入亩"制度。

这项制度在颁布后，由于个别省份的拖延，经历了雍正、乾隆、嘉庆三位帝王，历时100年之久，才全部完成了这一赋役制度的改革。

清代赋役制度的改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清朝的租佃关系的日益普遍，全国人口的不断增加，加上人口流动性的加强和农民大批流亡、激烈反抗情况的增加，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被大大地削弱了，清朝统治者也很难再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农田劳作上。在这种情况下，向农民直接征收人头税，就会使赋役制度趋于紊乱，国家的税收收入、财政收入也会受到严重影响。雍正元年实施的"摊丁入亩"，将丁银摊入地亩，实际上废除了人头税，开始按土地的单一标准征收税款，这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所不具备的先进性，也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大势所趋。

摊丁入亩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将税收的原则和程序大大地精简了，同时也取消了按人头和地亩征税的双重标准，这是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和以前的征税制度相比，摊丁入亩、按土地多少收税的办法，其实是在按人们所拥有的财产多少和负担能力的大小征税。因为地主阶级人少地多，农民们地少人多，所以，摊丁入亩的政策实施后，原来有农民负担的部分税款势必会转嫁到地主的身上，所以当时才有"摊入田粮内，实与贫民有益，但有力之家，皆非所乐"的说法。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由，自"摊丁入亩"在雍正元年实施以来就一直在遭受地主阶级的反抗和阻挠，尽管从长远来看，这项制度并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在摊丁入亩刚颁布的那一年，浙江一带的地主富商为了反对它的落实，蛊惑蒙骗了上百人，聚集在当地巡抚衙门的门外示威呐喊，表达不愿接受摊丁入亩的方案。恰好此地的巡抚刚上任不久，见此阵势吓得惊慌失措，便不再提均摊的事。时隔四年后，这项政策才开始缓慢进行，可是实行还不到两年，当地的一些地主就开始以帮助推行摊丁入亩为借口，强迫佃户多交税。

因为摊丁入亩的政策对农民本身有利，所以在面对地主阶级的阻挠和抵制时，常常会出现农民竭力反抗的事迹。道光八年，山东黄县知县贪赃枉法，不顾"摊丁入亩"政策，徇私舞弊随意增收粮税，无力负担的百姓便集体来到县衙门前，请求知县能按照当初颁行摊丁入亩的要求收税。没有想到的是知县不仅无情地拒绝了百姓的要求，还命人以棍棒驱散人群，伤人无数。当时正好是赶集日，县衙的行为引起公愤，赶集的人纷纷前来助阵，大家蜂拥进县衙大堂，给知县以教训。

所以，摊丁入亩的实施虽然缓慢，但仍然能得以延续，与广大百姓的抗争和维护十分不开的。

虽然"摊丁入亩"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让曾经出现过严重的赋役不均状况的赋役制度得到改善，也相对减轻了贫苦人民身上的负担。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它也有自身不可避免的落后性。

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摊丁入亩"政策并没有解除清时劳动人民的负担，废止实行了几千年之久的"丁役"也只是名义上的事。

在紫禁城乾清门外内右门西侧有一排逼仄低矮的小平房，乍看上去平淡无奇，甚是不起眼，不仅没办法和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样的中轴建筑相提并论，甚至连东六宫西六宫等偏副殿也比它来得气派。远远看去，就像是太监宫女的住处。然而，倘若历史的时钟倒转200多年，在此地出没的，不是股肱大臣，就是青年才俊，几乎聚集了清廷所有的才智之士。这里就是军机处，雍正以后200年大清王朝的中枢神经。

军机处脱胎于内阁，而又与内阁有所不同。明成祖永乐皇帝登上皇位以后，由于朝政日多，事务繁杂，单靠皇帝一个人的能力，已经处理不来。

因此设立内阁，选拔才学兼优的大臣任内阁大学士，辅佐皇帝处理公务，其主要职责是先行审阅文武百官的各种奏疏，并酌情处理，再转呈给皇帝。

设立这一制度的用意，起初是减轻皇帝的负担，提高行政效率。但年深日久，弊病逐渐呈现出来。由于明代中期以后，皇帝的精力和能力都逐渐下降，因此越来越多的事情都交由内阁直接处理，于是内阁的权力日趋增大，内阁大学士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到明代后期，内阁大学士拟定的处理意见，几乎已经成为最后的决定，而皇帝也只是过目表示同意，行使形式上的决定权而已。清承明制，最初也设立内阁制度。但清初的几位皇帝都是开国之君，拥有一名优秀政治家的良好素质，很快就意识到了内阁权力过于膨胀，对皇权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潜在威胁。因此，康熙在南书房选拔王公勋贵，满汉重臣内办公，与皇帝共同参与政事。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常设制度。

康熙末年以来，青海、新疆等地蒙古诸部时有叛乱，因此清廷在西北地区部署重兵。军务也就成为雍正年间头等的大事儿。由于前线敌情瞬息万变，北京与前线又路途遥远，按照惯例处理军务，不仅效率低下指挥不灵，甚至可能使军机外泄。由于内阁在外廷的太和门外，此时就显出诸多不便与缺点，因此，雍正七年（1729年）在隆宗门内设立了军机房，从内阁大学士中选择谨慎低调者入职，专门处理紧急军务。到雍正十年（1732年），又改成"办理军机处"。到乾隆年间又省去"办理"俩字儿，单称军机处。后来，军机处在乾隆末年还曾一度改名"总理处"，到宣统年间又改成了责任内阁……

军机处位置极其重要，与皇帝的寝宫﹣﹣养心殿只有一墙之隔。因此有什么军国大事皇帝可以在第一时间得知，从而着手处理。有的时候，皇帝也会亲临军机处召开会议。军机处照例是不许亲王入值的。这一规定在雍正乾隆年间都执行得甚为严格。乾隆驾崩之后，和亲王首先破例进入军机处处理政务。到清末，这一规定逐渐松弛，军机处渐渐变成皇子皇孙的天下。

《清史稿》记载："（军机处）时入值者皆重臣。"诚然，能直接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当然得是从满汉文武百官中选出的顶尖儿人物。军机处的职官大约可以分为两种：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前者俗称"大军机"，后者俗称"小军机"。前者由内阁大学士、各部尚书和侍郎中选拔，也有从军机章京中升任的。军机处的编制也没有定额，军机大臣最初仅有3人，后来政事日繁，军机大臣也逐渐增多，到清末一度达到11人之多；军机章京最初也是如此，直到嘉庆年间，才确定为满汉章京16人。

需要着重提出的是，人军机处当值，只是一个差使，而不是一个实缺，也就是说，进入军机处工作的大臣并不丢掉其原有的职位，而称为"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而军机章京则称为"军机司员上行走"或"军机章京上行走"。所谓的"行走",指的是临时办事的意思。军机处位置如此重要，入值办公者又如此显赫，其日常办公自然也极其繁杂，颇费心思。

先说军机大臣。通常来说，军机大臣每日清晨五六点就要入宫，首先将各地官员发来的奏折送到皇帝处，由皇帝决定奏折中的事情应当如何办理，皇帝一面说，军机大臣一面将其拟成谕旨，交给皇帝过目，之后皇帝若有觉得需要修改之处，再以朱批改定。最后将谕旨下发给相关衙门处理。这之后，军机大臣还要回到自己本来的衙门中处理公务。倘若赶上公事繁忙之际，军机大臣一日要进宫数次，从早到晚不得休息。

军机章京是军机大臣的助手，有的时候，军机大臣根据皇帝意见草拟的谕旨并不亲自动手，而是交由军机章京处理，之后再由军机大臣略作修改，交由皇帝最终决定。军机处所处理的奏折，按例也要由军机章京抄录副本归档，3年编修一次。此外，军机章京还要负责军机处的值班记录，称为"随手档"，方略馆纂修方略时，军机章京也要帮忙处理。

和内阁相比，军机处的办事效率要远胜于前。前文已经提到，无论是皇帝有诏书发布，还是文武百官向皇帝汇报公务，文书都要辗转挪，经过若干机构之手，才能到达当事人手中，效率很低。

而军机处一改积习，军机大臣与军机章京直接获取奏折，并在皇帝的指示下直接办理；皇帝一有事情，军机处官员立刻奉召入宫，办理公务，而且不许隔夜完成。皇帝拟好的谕旨，军机大臣要立刻交由兵部通过四百里或六百里的驿站加急送至执行人之手。这样一来，中央与地方之间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环节，皇帝对基层的指挥也如臂使指，办事效率大大提高。

此外，军机处的保密工作也较以前严格很多。军机处的奏折要抄录副本归档，并且装订成册，每月清理，秘密存放。这些工作由军机章京完成，而军机章京则根据资历深浅，分别保管不同内容的档案文书，这样彼此之间互相牵制，避免了舞弊之嫌，也有效地对档案实行了保密。

军机处严禁闲杂人等随意进出。在军机处门外有面铁牌，回龙镶边，独狂卧底，十分威武肃穆，上面是乾隆御书的圣旨："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凡王公贵胄文武百官并内宫人等，擅入军机处者，格杀勿论。"在嘉庆年间，又陆续制定了军机处办事人员的条例细则。如果说明代内阁对皇权还能实行一定程度上的约束，那么雍正建立的军机处，则使得他以后的皇帝拥有了空前的权力，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内阁大学士都被排除在外。

军机处的成立，使内阁变成了办理日常例行事务的机构，失去了处理机要军国大政的权利，而军机处则成为实质上的最高行政机构。军机大臣每日都要觐见皇帝，奉召办事，即使皇帝外出也要随行，受到皇帝的直接管辖。

尽管如此，军机处在形式上却非国家正式机构，它的办事地点不称为衙门而称为"房"，它的值班人员也是以原有官职兼任军机处的工作。这种形式和实质上的断裂，削弱了官僚阶层的权力，而使得皇权空前加强。因为军机大臣在军机处的出入办事，均无现成律例可循，只能听从皇帝随心所欲的调遣安排，奉旨办事，宛如皇上的专职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