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7日的凌晨时分，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进入了遵义。在那个时候柏辉章才刚刚带着家眷匆忙逃走还不到两个小时。柏辉章是黔军第2师的师长，他在遵义最为繁华的子尹路建造了私人住宅。此时私宅的灶台上还温热着没有喝完的普洱茶。战士们推开柏公馆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并不是西洋彩玻璃窗，而是半间厢房里堆满的黔北烟土。之后进行清点，发现有两百多担，这些烟土足够全师的伤员使用大半年。
说来有些讽刺。这座后来成为遵义会议会址的二层小楼，原本是柏辉章用来炫耀权势的地方。在1932年的时候，他花费三万大洋修建公馆，并且还特意从上海运来彩玻璃来装饰门窗。可是没有想到最后这里变成了红军的战略决策中心。更为具有戏剧性的是，在一个月之前柏辉章的部队在乌江防线被红军打败的时候，他首先转移的是烟土和银元，却把满屋子的军粮留给了追击的人。
我认为红军在柏家发现的财产清单是很直观的。后勤部门的登记册上写着：有七箱银元大约有七千枚。还有三十捆贵州银行的钞票。有五百套军用棉服。库房里堆放着两千担稻谷。同期遵义城外饿殍最为严重的龙坑镇，全镇的存粮不过百担。这样的悬殊对比，印证了毛泽民当时的报告：黔军团长以上的军官，九成同时兼营烟土和高利贷。
但真正能够体现红军纪律的是财产的处置方式。林伯渠所领导的没收委员会将烟土分成了三份，一份秘密地进行变卖来购买药物，一份予以销毁来表明相应的态度，留存一小部分用来进行镇痛医用。银元则被用来紧急地采购食盐。当时贵州地区的盐价出现了暴涨的情况，一斗米可以换取一两盐。红军在新城广场设立了销售点来平价销售食盐，并且还规定只收取苏维埃纸币。这样的操作看起来好像是吃了亏，但是却迅速地建立起了货币的信用。等到红军撤离的时候，百姓们争着用银元来兑换红军票，只是为了留下一个纪念。
柏辉章在贵阳求援的时候听到了抄家的消息。他原本以为红军会像以往的军阀一样把东西抢光，没有想到对方竟然组织群众大会公开分产。让他更加窝火的是自己的书房成了政治局会议的地方，卧室变成了周恩来的办公室。这位师长战后回去收房子，对着墙上写着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标语非常生气，但是有些更重要的东西是抹不掉的。红军用他家的粮仓救济贫农之后，当地的百姓开始把柏公馆称作红军楼。
要留意物资流转之后的状况。红军拿走柏家库存的洋镐、帐篷绳的时候，或许没有预料到这些器材在强渡大渡河的时候能够发挥作用。留下的那部分烟土的销毁现场，之后变成了遵义儿童团操练的场地。这种时空交错所带来的影响，也许比单纯的补充给养更具有意义。如同曾经住在柏公馆的康克清回忆的那样：打开窗户能够看到小槐树，树梢上悬挂着的不是枯叶，而是穷人家孩子刚刚晾晒的布鞋。
这么一看，抄家事件当中最具价值的遗产或许是制度方面的创新。红军在遵义首次试行《没收征发条例》，该条例规定缴获物品的分配需要经过士兵委员会的监督，这个流程之后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有关经济方面的内容。而柏家购买银元所换取的食盐，却意外地打破了当地盐商的垄断。等到红军北上之后，遵义竟然出现了集体所有制性质的盐号。
或许可以这样来进行总结：柏辉章公馆里的财产，如同能够折射时代的一面多棱镜。它照出了旧军阀的腐化，又映照出了新政权的清明。它曾经喂饱过饥饿的军队，还滋养了制度的幼苗。在1964年毛泽东给会址题匾的时候，当年分到柏家棉衣的农民，正带着孙子在槐树下听讲解员讲述历史。这样的一种轮回，比任何账本都更为完整地记录着财产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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