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把象征着百万大军指挥权的军刀，在递出去之前，冈村宁次最后一次紧紧握住。
刀柄上的缠绳，冰凉，坚硬，和他此刻的身体一样，一动不动。
南京中央军校的大礼堂里，镁光灯闪得人睁不开眼，但他什么都没看，也什么都没听见，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是有一千只蝉在叫。
这是1945年9月9号，他作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最后一天。
十个月前，他踏上这片土地时，手里攥着的是整个帝国的最后一张牌，现在，他亲手把它交了出去。
时间倒回到1944年底，冈村宁次走马上任南京。
那会儿，东京大本营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了。
太平洋上，美军跟下饺子一样把军舰往海里送，塞班岛一丢，B-29轰炸机从家门口起飞就能把东京变成一片火海。
可是在中国大陆这片战场上，情况看着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冈村宁次翻开地图，从北平到广州，帝国军队控制着所有的大城市和交通线，号称百万大军，看起来稳如泰山。
他这个人，不是那种只会哇哇叫着冲锋的莽夫。
他一辈子都在研究中国，从说话的腔调到人情世故，他自认为了如指掌。
早年在东北，他搞的那些“治安肃正”，后来在华北演变成“三光政策”，一套一套的，把残酷的手段包装成精密的军事行动。
正是因为这份“了解”和“稳重”，在帝国四处漏风的时候，东京才把这块最后的压舱石交到他手里。
他上任后，立刻发动了豫西鄂北和湘西会战。
仗打得不算漂亮，没能一口吃掉中国军队的主力，但确实是把对方的反攻给顶了回去。
这份战果，让他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太平洋是海军的烂摊子，跟我大陆军没关系。
只要我把中国战场这百万兵力牢牢钉在这里，帝国就不会彻底完蛋，总有坐下来跟盟军谈条件的机会。
他每天在司令部里听着下属的汇报，看着地图上稳固的战线，那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让他对自己这套想法深信不疑。
他没想过，这支军队的枪炮大多是十几年前的老古董，士兵们在中国打了八年，早就打疲了、打麻木了，心气儿早就没了。
他看到的，只是地图上的一个个符号。
1945年的夏天，南京城闷热得像个蒸笼。
冈村宁次每天照常办公，处理文件，听取战报。
他似乎活在一个隔音罩里，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他这里却波澜不惊。
7月份，盟军发了个《波茨坦公告》，让他赶紧投降。
他把文件往旁边一扔，觉得这是美国佬在吓唬人。
战场上的事，得靠枪炮说了算。
8月6号，一颗叫“小男孩”的东西在广岛炸了。
消息传到南京，司令部的参谋们脸都白了，一个个交头接耳，空气里全是恐慌。
冈村宁次把大家叫到一起，敲着桌子说：“慌什么！
不就是一种新式炸弹嘛，威力大一点而已。
海军打败了，不代表我们陆军不行。
美国人在海上厉害，到了中国大陆，他们一样抓瞎。”
他这番话，与其说是给下属打气，不如说是给自己壮胆。
话音刚落，更要命的消息从北边来了。
8月8号，苏联人撕毁了中立条约，上百万的苏联红军，开着坦克，像潮水一样灌进了东北。
被吹成“皇军之花”的关东军，几天功夫就散了架。
情报送到冈村宁次的办公桌上，他盯着看了半天，给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傻眼的判断：“关东军底子厚，起码能顶住三个月。”
他天真地盘算着，只要东北能拖住苏联三个月，他就有时间在关内重新部署，把战线收缩，继续耗下去。
他不知道，也可能是不愿意知道，帝国的根基已经被彻底抽干了。
广岛之后是长崎，东北全境的失守也就是一个星期之内的事。
战争机器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工业基础和战略后方，几天之内就全没了。
可他还在南京的办公室里，对着那张巨大的中国地图，研究着他的百万大军该如何“决战”。
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封电报，来得又快又急。
8月11号一早，机要秘书拿着一份“特急”密电冲进他的办公室，上面只有短短几个字：“大本营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全军待命。”
他看完，脑子“嗡”的一声，一把将电报摔在桌上，几乎是吼出来的：“胡说！
这是谁的命令？”
他把手下的高级参谋全都叫来，手指头在地图上戳得梆梆响，嘴里颠三倒四地重复着：“我们还有一百多万人！
华北、华中，我们的防线固若金汤！
为什么要投降？
为什么要投降！”
他当场口述了一封回电给东京，措辞强硬，要求大本营收回命令。
他甚至提出了一个现在看来完全是疯了的计划：把天皇接到东北，依托中国大陆，跟盟军打到底。
这封电信发出去，就像一块石头扔进了大海。
两天后，东京的回电来了，比上次的还短，只有四个字：“天皇已决。”
这四个字，像一把锤子，把他作为军人、作为武士的所有精神支柱，砸得粉碎。
他可以不听大本营的，但他不能不听天皇的。
那个他从小就被教育要为之献出一切的“神”，亲口告诉他，仗打完了，放下武器吧。
那一夜，他一个人在办公室坐到天亮。
他重新翻看那些积压的战报，那些以前被他忽略的细节，现在全都冒了出来：弹药库存告急、士兵私自逃亡、后方物资根本运不上来…
他一直以为稳固的防线，其实早就是个空架子了。
8月15号中午，司令部里所有人都围着一台收音机。
裕仁天皇那种带着哭腔、含混不清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宣读着那份《终战诏书》。
当广播结束时，冈村宁次一直挺得笔直的腰，终于塌了下去。
他输了，输给了他根本没放在眼里的原子弹，输给了他以为不堪一击的苏联红军，也输给了他自己一手营造的幻觉。
可一个赌徒，就算裤子都输掉了，手里还捏着一张牌，他就不会离开赌桌。
当天下午，他秘密召集自己的心腹，策划了最后一搏。
他下令，让华北、华中的主力部队，立刻向山东半岛集结，说是要“保存有生力量，以待时局变化”。
这道命令，实际上就是军事哗变。
可是，命令发下去，部队却动弹不得。
参谋长一脸死灰地回来报告：“下面的士兵听说战争结束了，都想着回家，没人愿意再打了。”
他这才彻底明白，他手里那一百多万所谓的“皇军”，已经不是一支军队了，只是一百多万等着回家的日本人。
最后的挣扎失败后，他的算计开始转向怎么保全自己和手下这批人。
他一边给中国方面发电报，表示“绝对服从命令”，姿态放得极低；另一边，又以“协助维持地方秩序”为借口，让部队原地待命，武器装备暂时不要上交。
他想把这百万残兵当成筹码，和国民政府讨价还价，至少能为自己争取一个体面的结局。
他最后的盘算，都在9月9号那天，随着那把军刀被放到桌上而彻底落空。
他后来作为战犯被审判，但因为复杂的政治原因，最终被国民政府宣判无罪，于1949年被释放回国。
回到日本后，他闭门谢客，很少与外界来往，在回忆录里也对在中国的罪行含糊其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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