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22日上午,北京友谊医院南楼六层的灯光始终没有熄过。十点刚过,乔冠华微微抬手,轻声问:“含之,你愿意以后陪我一起睡在一块儿吗?”声音飘得极轻,像秋天最后一片落叶。章含之的回答还堵在喉咙,心电监护仪却划出直线。七十岁的外交战将,永远停在了自己最钟爱的秋分。
守灵期间,章含之一句话没落泪,只是在众人散去后独坐走廊,捧着那本被翻烂的《柳文指要》。她轻抚封面,像在抚一件温热的器物——那是两人第一次正式“碰撞”的证物。十二年前,她把父亲送给乔冠华的书压在办公桌夹层,导致老乔当众发问,“你扣了行老给我的书?”那一瞬间,她面红耳赤,旁人却当笑料。一个误会,反倒让两人彼此记住了对方的神情与语气。
若将日子拨回到1971年11月,联合国大会的礼堂内灯火辉煌。乔冠华代表新中国首次走上世界外交舞台,意气风发;章含之则被临时抽调,站在他左后侧做交替口译。因为对上午谈话背景不熟,她翻错了几个专有地名,乔冠华当场换人:“老熊,来!”一句话像锋利的刀,但刀口很快用法语“Bonjour”贴上创可贴。那声“笨猪”既生硬又滑稽,为后来的温情埋下伏笔。
1972年春天的伊斯兰堡,谈判桌外的夜晚闷热,洒水车刚过,街心的灰尘带着甜腻的味道。章含之拿文件进屋,看见乔冠华独坐沙发,一身疲惫。老人头发花白,镜片后是血丝与倔强。那一幕让她猛然心软——她的婚姻此刻摇摇欲坠,他的妻子不久前病逝,两个看似风光的人,同时陷在亲密关系的廊道尽头。
真正撬开心门的人却是毛主席。1972年9月,中南海小礼堂汇报会后,主席忽然指着章含之:“你没有出息!自己的事自己不解放!”炮声隆隆,戳穿所有遮羞布。乔冠华在侧,默不作声,但心头已起波澜。几天后两人等候外宾时,他凑近问:“主席那天说的都是真的?”得到肯定答复,他沉吟良久,仅吐出一个字:“好。”那一次沉默,比任何表白都有分量。
两周后夜里十一点,外交部老式电话分机响个不停。乔冠华在听筒那端只说了一句:“I love you,Will you marry me?”百分百西式告白,却引来犹豫。章含之在纸上写下长信,劝他“把感情埋心底”。信纸第二天就被原封退回,上面仅添了两行笔迹:一行中文“不同意”,一行英文“See you”。
1973年3月,章含之办妥离婚手续。乔冠华从西山脚下的寓所打车赶到史家胡同51号,提着一蓝青苹果——那是毛主席特意送来的祝福。他把苹果整齐排在桌上,像排兵布阵,转身时眼角已红,“你的心太纯,我怕自己配不上。”章含之递过去手帕:“你曾说可以不当部长守这份情,那我也能不当女大使。”
婚礼很简陋,公证书签字处却有两个重量级观礼人——毛主席远送苹果,周总理亲口叮嘱乔冠华“搬到行老的院子里”。史家胡同宅院因此多了位新房客。夏夜月光照在青砖地,老乔习惯踱步;章含之跟在身后,两人一高一矮的影子重叠又分开。外交场上锋芒毕露的乔冠华,在自家后院小声背雪莱,偶尔叹一句:“历史太长,人生太短。”
十年夫妻,说长也短。1983年底的病榻旁,章含之贴身照料。老乔弥留那天,她刚换好吊瓶,他忽轻唤名字,便戛然而止——留下一句未等答案的合葬请求。章含之把悲伤锁进抽屉,只带走两束剪下的头发,她说那是“乔老留下的最柔软的证词”。
二十五年后,2008年1月26日清晨,北京朝阳医院监护室。章含之气息奄奄,对相熟十三年的护士长低声嘱托:“别把我同他埋在一起,把那两撮头发放进我的骨灰盒,我和父亲睡在一处就好。”护士长把这番话告诉女儿洪晃,姑娘皱眉:“妈妈那么爱乔叔叔,为什么?”回答只有一句:“另一个世界,不想再有这个世界的是非。”
骨灰安放那日,史家胡同的老槐树又抽新芽。乔冠华的照片与章士钊的灵位隔空相望,章含之的骨灰盒里,静静躺着那两束花白头发。有人悄声感叹,这段情仿佛走回原点——从一册旧书开始,以两缕发丝收束。没有合葬,却并非拒绝;她只是选择用最轻的方式,继续携着那个人,并肩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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