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这人，在民国文坛上像把尖刀，看不惯的事就直接戳。他骂过的名人不少，从政客到文人，再到科学家，都没逃掉。比方说林纾，这老头是翻译家，早年鲁迅挺敬重他，可林纾反对白话文，成了保守派的头头。1917年《新青年》推白话文，林纾就跳出来攻击，说那是毁掉国粹。鲁迅气不过，在文章里讽刺他守旧，活像个老古董，挡不住时代潮流。
还有章士钊，这家伙是教育总长，1925年支持杨荫榆镇压女师大学生。鲁迅当时站在学生那边，辞职抗议，在杂文里把章士钊批得体无完肤，说他靠权势欺压人，简直是官僚的典型。章士钊想用法律压鲁迅，结果法院判鲁迅无罪，章士钊灰头土脸。鲁迅的笔锋，就这么直捣要害，不给人留面子。
徐志摩也挨过批，这诗人浪漫得很，可鲁迅看他不顺眼。1925年女师大风潮，徐志摩试图调解鲁迅和李四光的争执，写信劝和，鲁迅回信干脆拒绝，说徐志摩多管闲事。徐志摩支持泰戈尔访华，鲁迅觉得那是附庸风雅，在文章里挖苦徐志摩和那些捧外国诗人的文人，觉得他们脱离现实，只会玩虚的。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伙伴，可后来俩人分道扬镳。鲁迅觉得胡适改良主义太温和，回避底层苦难。1925年，鲁迅在《华盖集》里点名胡适，说他表面正义，其实帮着权贵说话。胡适提倡实验主义，鲁迅讽刺那是空谈，不敢触碰社会根子。俩人笔战不断，鲁迅称胡适“毒于蛇”，意思是表面温和，骨子里害人。
郭沫若挨骂最狠，俩人从1928年起笔战。郭沫若私人生活乱，1914年扔下原配去日本，娶佐藤富子生五子，1921年回国又娶于立群。佐藤富子1928年来上海找他，得知真相伤心走人。鲁迅在《语丝》上发文，说郭沫若诗歌虚伪，作风败坏。郭沫若回击叫鲁迅“双重反革命”，鲁迅反讽“远看是条狗，近看郭沫若”。争执到1930年，牵扯文学派系，郭沫若推浪漫新诗，鲁迅要现实主义。
李四光在地质学上贡献大，可1925年女师大风潮，他站错队。那年杨荫榆解雇进步教师，学生抗议，李四光在会议上说学生不对，还提双薪问题。鲁迅支持学生，在《春末闲谈》里讽刺李四光“专于敛财”，避开正义，只顾自己。李四光留学英国，回国教书，对矿产有功，可鲁迅觉得关键时刻没脊梁。李四光没直接回击，继续搞研究。
梁启超早年影响鲁迅，1903年鲁迅在日本读《少年中国说》，热血沸腾。可到1925年，鲁迅在《忽然想到》里批梁启超改良主义软弱，文字华丽却不戳制度腐朽。梁启超主张渐进变革，把问题归文化，鲁迅直指那是逃避现实。梁启超1929年去世，没回应，弟子丁文江视批评为时代产物。鲁迅强调学术得连着政治，别躲书斋。
这些被骂的名人，大多后来释怀。郭沫若1936年鲁迅死后，写悼文叫他“中华民族的杰作”。李四光继续地质事业，提出理论获认可。梁启超旧账淡了，思想影响还在。可梅兰芳例外，这京剧大师和鲁迅本不同路，可鲁迅偏看不惯他的艺术。
梅兰芳17岁成名，演《黛玉葬花》红遍京城。鲁迅从小不爱京剧，觉得那是伪饰。1924年，他写《论照相之类》，说中国最伟大艺术是男人扮女人，挖苦梅兰芳眼睛凸、嘴唇厚，破坏古典美。梅兰芳知道是冲他来，可不善文墨，只能闷心里。
1934年梅兰芳访美归来，风头正劲。鲁迅用笔名张沛在《中华时报》连载《略论梅兰芳及其他》，批梅兰芳从俗戏变雅，服务达官贵人。《天女散花》扭腰摆臀，只为上层，忽略底层。鲁迅说梅兰芳象征主义，不如话剧写实，大众看不懂。梅派融合吴唱腔海派，注重细腻，可鲁迅觉得脱离群众。
鲁迅批梅兰芳，根子在京剧雅俗争。梅兰芳代表传统精致，鲁迅要民间泼辣。他在《社戏》里吐槽看戏虚伪。梅兰芳抗日爱国，剪发拒演日伪，可视鲁迅言论为侮辱。文章出后，梅兰芳记恨，没回击。
梅兰芳对鲁迅的怨恨持久。1949年后，他当文联副主席、戏曲协会主席，推动梅派传承，教杜近芳、红线女。可鲁迅纪念活动，他总缺席。1956年鲁迅诞辰75周年，北京办展，他借口不适在家排戏。俩人分歧，折射民国文艺雅俗对立。
多数名人原谅鲁迅，郭沫若服软，李四光埋头研究，梁启超出局早。可梅兰芳至死不松口，1961年8月8日去世，享67岁，追悼会文艺界齐聚，但对鲁迅介怀随他而去。鲁迅1936年10月19日走，享55岁。俩大师互相看不上，一个戳国民性，一个守京剧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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