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10日清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房内传出脚步声，一张字条随着医护人员的托盘被送往中共中央办公厅。字条上只有短短几行：“手术不大，人已年迈。望在有生之年，看潘汉年问题水落石出。——陈云”。这张字条随后被转到胡耀邦手里，也正是从这一天起，一宗被尘封二十多年的旧案再度被置于聚光灯下。
陈云与潘汉年并无私交，驱使他四处搜罗材料的，是1940年代对隐蔽战线工作的深切记忆。抗战时期，潘汉年在上海负责地下情报，几乎每月要向中央发送数十份电报，内容涵盖日伪动态、租界暗线、甚至日美谈判细节。许多人只知道这些电报在延安引发过轰动，却不知道它们也让陈云对这位同事的能力暗自点头。当1955年潘汉年突然被捕并以“内奸”名义入狱，陈云心底始终存疑，只是那时形势紧绷，疑问没人敢问出口。
时间来到1980年1月8日，陈云已是中纪委第一书记。他亲自打电话给公安部：“把潘案全部卷宗送来，越快越好。”电话那边迟疑半秒，“是，马上办。”卷宗送到后，一份1955年4月25日盖有“中央情报部”大红印章的报告赫然在目。执笔者：李克农。当年李克农列出的五条反证，每一条都铿锵有力：无机密泄露、无同志受牵连、与李士群接触事先报批……陈云轻轻敲桌，低声道：“怎么会被压了二十五年？”
三天后，他又找到了另一电文——1945年2月刘少奇、饶漱石致中央的加急密电，其中明确写道：“同李士群接触系奉命而行。”两份材料如同两块顽石击穿迷雾。陈云随即约见夏衍、廖承志。他推开门，还未落座就开门见山：“老廖，老夏，你们手上还有多少当年的原始信件？”廖承志笑得意味深长：“要东西？有。”他回身拿出一个帆布包，“都在这儿，交给你。”
1981年3月1日，经反复核读档案、走访证人后，陈云给中央写信：“潘汉年案疑点重重，建议立即复查。”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很快在信上划圈批示，一道批示胜过千言万语。中纪委、公安部、军委联络部同时抽调人员组成联合小组，重新审看讯问记录。审查人员最困惑的，是1955年那份口供为何出现大量空白。“是当事人拒绝补充，还是原件被剪裁？”带队干部石永清在会上摊开卷宗，用手指敲着页面，“空白处原有字痕，显然曾被覆盖。”
与此同时，一批隐姓埋名已久的老地下工作者被悄悄请到北京。在一次取证会上，年逾七旬的袁殊举起右手：“我可以证明，潘同志与李士群联系前，都向中央报备过。”他声音不大，却让在座军装干部互看一眼。另一位老人胡立教递交证词，列出十二个解放前由潘汉年亲自布设的关系点，并附上“未被破坏时间表”。表上最后一行写着：1949年5月上海解放，全部安全。
1982年4月，调查小组向中央递交初步意见：缺乏任何潘汉年向敌出卖情报的依据；原判定性结论成立前未经对质、未经复核。随后进入复核程序，程序严谨到连当年看守所值班日志都逐页核对。有人担心节外生枝，陈云却一句话定音：“对得起历史，怕什么？”
8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签发，“潘汉年同志并非内奸，判刑、开除党籍一律无效，予以平反昭雪。”文件发至各部门，一时舆论哗然。天津一位老同志读完通知后给陈云打来电话：“当年我们拼命守口如瓶，现在终于可以松口气了。”电话那端，陈云只是淡淡一句：“党的决定，晚了二十七年。”
平反通报发出后，与潘案有关的17名受牵连人员同步恢复名誉。董慧的墓碑也在秋风中换上新刻碑文：“中国共产党员，情报工作者。”袁殊坚持改回本名，他说：“我这辈子最值钱的就是这个姓。”
纵观全案，从1955年4月的深夜拘捕，到1982年8月的平反通告，跨度二十七载。期间历史洪流翻滚，政治风向数变，然而李克农那份25年前的报告始终安静地躺在卷宗深处，等待一个合适的契机重见天日。陈云掸掉封尘，只做了一件简单却艰难的事：让事实重新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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