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基于真实历史人物和事件，结合公开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化加工创作。文中对话、心理活动等细节为合理推测，目的是增强文章可读性，尽可能还原历史情境。核心史实（人物、时间、地点、重大事件）均真实可考。参考资料：《清史稿后妃传》、《清皇室四谱》、《清列朝后妃传稿》、《珍妃与珍妃之印》、《故宫周刊》、《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
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和光绪等人换了百姓衣服打算开溜。
就在此时，慈禧令李莲英将囚禁于冷宫两年的珍妃带到宁寿宫的颐和轩。
慈禧看着被折磨的不成人样的珍妃，问了三个问题，前两个问题，珍妃的回答还令慈禧比较满意。
直到第三个问题，珍妃的回答令慈禧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01
公元1876年，换算成大清的纪年，是光绪二年。
那时候的广州城，是整个帝国看世界的第一扇窗，也是世界看这个古老帝国的一道门缝。
在这样一个地方，住着两个特殊的满洲格格。
她们的伯父，名叫长善，是堂堂的广州将军。
长善是个有意思的人。
按理说，身为镇守一方的武将，每天琢磨的应该是兵法韬略，舞刀弄枪。
可这位将军大人偏偏不喜欢这些，他更爱跟文人雅士喝茶聊天，收藏点古玩字画。
更重要的是，他脑子里没那么多条条框框，对于城里那些金发碧眼的洋人和他们带来的稀奇玩意儿，他不好奇，也不排斥，态度很明确：看看，了解了解，总没坏处。
所以，当他把两个侄女——他他拉氏家的瑾儿和珍儿接到广州的将军府时，他给她们安排的未来，就跟京城里那些待字闺中的格格们，不太一样了。
姐姐瑾儿，是个标准的大家闺秀，性格温吞，举止端庄，信奉的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女子无才便是德，相夫教子才是本分。
她对广州街头的一切都保持着警惕和距离，觉得那些西洋景儿，是奇技淫巧，是乱了纲常的东西。
妹妹珍儿，则完全是另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她那双乌溜溜的大眼睛里，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每次上街，瑾儿是低头看路，她是抬头看天，看那些高耸的教堂尖顶，看洋行招牌上鬼画符似的英文字母，她觉得这一切都有趣极了。
长善看出了两个侄女的不同，他没有强行把珍儿也拧成一个循规蹈矩的淑女。
相反，他觉得这丫头身上有股子灵气。
于是，在给她们请来教琴棋书画的先生之余，他还干了一件在当时看来相当出格的事——他又请来一位懂西学的老师。
这位老师姓甚名谁，史书上没记，但可以肯定，这是个思想开明的人。
他不仅教珍儿看世界地图，告诉她大清之外还有广阔的天地，还给她讲卢梭的书，尽管只是些粗浅的道理，比如“天赋人权，生而平等”。
课堂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景。
老师指着地图上的法兰西，讲到一位叫卢梭的思想家，说他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平等的。
珍儿托着下巴，歪着脑袋问：“先生，既然人生而平等，那为何还有皇上、奴才之分？”
老师还没来得及回答，一旁的姐姐瑾妃已经吓白了脸，赶紧用手肘碰了碰妹妹，低声呵斥：“珍儿！休得胡言！这是大逆不道的话！”
珍儿不服气，还要争辩，却被瑾妃用眼神死死按住。
姐妹俩之间，第一次因为思想上的东西，出现了一道看不见的裂痕。
瑾妃觉得妹妹是离经叛道，早晚要吃大亏；而珍儿觉得，姐姐活得太憋屈，连想一想都不敢。
这种冲突，在一次偶然的街头相遇中，变得更加具体。
那天，姐妹俩在仆人的簇拥下逛街，迎面走来一个扛着个笨重木头匣子的洋人。
那木头匣子前面有个圆筒，正对着她们。
瑾儿吓了一跳，以为是什么伤人的武器，连忙拉着妹妹躲到一边。
珍儿却挣脱了姐姐的手，她不怕，反而好奇地凑上前去，打量着那个奇怪的匣子和那个满脸胡子的洋人。
洋人看她不怕，便笑着叽里咕噜说了一通，通过翻译，珍儿才知道，这东西叫“照相机”，能把人的样子“画”在一种特制的纸上，比最高明的画师画得都像。
珍儿的眼睛亮了。
她非但没有躲开，反而拉着一脸不情愿的瑾妃，站到了镜头前。
在摄影师的指挥下，随着“嘭”的一声轻响和一股白烟，一张底片就此定格。
照片上，瑾妃的表情有些僵硬和不安，而珍儿则微微扬着下巴，眼神里是藏不住的笑意和对新世界的热情。
这张底片，后来被她视若珍宝，偷偷地藏了起来。
她不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张照片，更是她内心深处那个向往自由、无拘无束的灵魂的证明。
这股灵魂，将陪伴她走进那座四四方方的紫禁城，并在那里掀起一场无人预料的风暴。
在广州的这十几年，就像一剂特殊的墨水，浸透了珍儿的生命底色。
当京城里同龄的格格们还在学习如何做一个温顺恭良的木偶时，她的脑子里已经装下了“自由”、“平等”和整个世界的轮廓。
她是一个异类。
一个在封建帝国黄昏下，被西方晨光照亮过的异类。
而命运，最喜欢跟异类开玩笑。
1889年，一道冰冷的圣旨从遥远的北京传来，召13岁的她回京。
她人生轨迹的那个急弯，毫无征兆地出现了。
02
光绪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889年。
这一年，18岁的光绪皇帝载湉要大婚了。
这事儿，他自己说了不算，说了算的，是坐在帘子后面的那位圣母皇太后——慈禧。
选秀那天，紫禁城里站满了低眉顺眼的秀女，一个个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温顺、恭敬、不敢抬头。
在这群人里，13岁的他他拉·珍儿，就显得格外扎眼。
她也跪着，也低着头，但那双清亮亮的眼睛，却忍不住骨碌碌地转，偷偷打量着御座上那个穿着龙袍的年轻人。
她没有多少恐惧，更多的是一种少年人特有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好奇。
就是这一个眼神，被光绪捕捉到了。
他看惯了周围那些战战兢兢、如同木偶般的人，突然见到这么一双充满生命力的眼睛，心里没来由地动了一下。
当然，动了也没用。
最后的结果，是慈禧早就安排好的剧本。
她的亲侄女，比光绪大三岁的叶赫那拉·静芬，成了皇后，也就是后来的隆裕。
而他他拉家的姐妹俩，瑾儿封为瑾嫔，珍儿封为珍嫔。
慈禧的算盘打得噼啪响，把侄女放在皇帝身边当皇后，就等于安插了一个最可靠的眼线，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别想逃出她的手掌心。
光绪明白，但他无力反抗。
大婚之夜，面对着眼前这位木讷寡言、相貌平平的表姐皇后，光绪只觉得满心压抑。
他跟她，没什么可说的。
这桩婚事，从头到尾就是一场政治任务。
然而，当他走进珍嫔的寝宫时，一切都变了。
这个13岁的小姑娘，没有像其他妃嫔那样战战兢兢地磕头请安，然后就等着皇帝发落。
她会主动找话说，而且说的话，都让光绪感到新奇。
她会兴致勃勃地跟他聊广州的蒸汽船，说那玩意儿不用帆不用桨，屁股后面冒着黑烟就能跑得飞快；
她会跟他讲西洋的选举制度，说他们的“总统”，是大家投票选出来的，干几年就得换人；
她甚至敢在光绪批阅奏折的时候，凑过来看一眼，然后冷不丁冒出一句：“皇上，我看这个官员的折子写得天花乱坠，怕不是个贪官吧？”
这些话，在等级森严的皇宫里，简直是闻所未闻。
光绪从小就像一只被圈养的金丝雀，吃什么穿什么，甚至笑一下，都得看慈禧的脸色。
他身边所有的人，对他只有敬畏和服从，没有人把他当成一个可以平等交流的“人”。
而珍嫔，这个来自南国的小姑娘，用她那份不合时宜的天真和大胆，敲开了光绪紧闭的心门。
她让他觉得自己不仅仅是“皇上”，还是一个可以有喜怒哀乐，可以谈天说地的男人。
在那个连呼吸都要算计的紫禁城里，这种精神上的对等交流，是比黄金和权力更奢侈的东西。
于是，珍嫔很快成了光绪唯一的“解语花”。
死气沉沉的后宫，因为这个活泼少女的到来，泛起了一丝涟漪。
光绪开始笑了，他会拉着珍嫔一起读书，一起在御花园里下棋。他还让人搬来了西洋钟表，两个人像孩子一样，把零件拆了又装，装了又拆，乐此不疲。
光绪甚至破天荒地教一个妃子骑马，而珍嫔则会拿出那张她偷偷带来的世界地图，指着上面五颜六色的版块，告诉光绪，大清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他们在一起的时光，不像君王和妃子，更像是一对普通的小夫妻，分享着彼此的秘密和快乐。
对于这一切，慈禧起初是看在眼里的。
她甚至一度对这个聪明伶俐的珍嫔颇为“喜爱”。
珍嫔的字写得好，一手娟秀的小楷颇有风骨。
慈禧便经常让她代笔，写一些“福”、“寿”之类的字，赏赐给王公大臣。
1894年，慈禧60岁大寿，珍嫔和姐姐瑾嫔一同被晋封为妃，那年她才18岁。
03
当了妃子，地位高了，珍妃的年俸也提到了300两银子，但她的钱还是不够花。
她从小在广州长大，见了不少西洋景儿，今天买个音乐盒，明天弄个望远镜，再加上她生性大方，太监们得些小恩小惠，也都竭力奉承。
时间一长，珍妃被捧得有点不知所以，这300两银子，无疑是杯水车薪。
没钱的日子不好过，珍妃开始动起了脑筋。
她想到了一个来钱快的法子——卖官。
这个念头在当时看来，其实并不算多么惊世骇俗。
因为这宫里最大的官位批发商，就是慈禧太后本人。
她手下的总管太监李莲英，更是把这件事做成了一门公开的生意。
想当官？可以，拿钱来。
价目表清清楚楚，童叟无欺。
珍妃天真地想，既然老佛爷和李总管都做得，那我为什么做不得？
我有皇上的宠爱，这可是别人没有的独家优势。
说干就干。
机会很快就来了。
1894年，有个叫鲁伯阳的富商，花钱的路子九曲十八弯，最终通过珍妃手下的一个太监，搭上了线。
他看中的职位，是上海道台。
上海道台，正四品，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市市长，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肥缺。
鲁伯阳为此开出了一个天价：四万两白银。
四万两，对于年俸只有三百两的珍妃来说，是个无法拒绝的数字。
她收下了钱。
几天后，光绪正在养心殿批阅奏折，珍妃像往常一样陪在他身边，端茶递水，红袖添香。看着光绪有些疲惫，她便状似无意地提起：“皇上，听说上海道台出缺了，臣妾听说有个叫鲁伯阳的，为人很是能干，不如就让他去吧。”
沉浸在温柔乡里的光绪，哪里会想到这里面有猫腻。
对于他来说，一个四品官的任命，不过是朱笔一挥的小事。
他信任珍妃，既然她开口了，他便“准”了。
一道任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发了下去。
鲁伯阳兴高采烈地上任了。
但军机处的大臣们却炸了锅。
这鲁伯阳是谁？
从哪儿冒出来的？
履历是什么？
功绩在哪里？
一问三不知。按照大清的规矩，这种级别的官员任命，要经过吏部层层筛选，还要面圣考核，怎么就跟天上掉下来似的，直接空降了？
大臣们还在纳闷，更懵圈的人来了——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
鲁伯阳是他的下属，上任了总得来拜见一下领导。
刘坤一和他聊了几句，差点没把鼻子气歪。
他发现这位新任的上海道台，大字不识几个，说话颠三倒四，连自己的履历都编不圆，纯粹就是个文盲加草包。
让这种人去管理全中国最繁华的口岸，这不是胡闹吗！
刘坤一是个耿直的官僚，当即就上了一道措辞严厉的折子，弹劾鲁伯阳。
事情一下就闹大了。
慈禧本来就对光绪和珍妃的腻歪劲儿有所不满，正愁抓不到把柄。
这下可好，直接送上门来了。
她立刻派人去查，这一查，就在珍妃的景仁宫里，搜出了一本小账本。
上面清清楚楚地记着：鲁伯阳，四万两；还有玉铭、宜麟等人，官职大小不等，银两数目不等……人赃并获。
慈禧勃然大怒。
她愤怒的，并不是卖官这件事本身。
她自己就卖，卖得比谁都欢。
她愤怒的是，珍妃，一个区区妃子，竟敢绕开她，利用皇帝的权力，自立门户，做起了这门生意。
这是在挖她的墙角，是在挑战她的权威！
这是她绝对不能容忍的。
1894年10月29日，一道懿旨下来，将珍妃、瑾妃一同降为贵人。
紧接着，一个更残酷的惩罚降临了。
“褫衣廷杖”。
这是一个极具侮辱性的刑罚，就是当着众多太监、宫女的面，扒掉裤子，打板子。
大清开国两百多年，对妃嫔用这种刑罚，几乎闻所未闻。
这已经不是惩罚，这是要把一个人的脸面和尊严，彻底撕碎了扔在地上踩。
消息传来，光绪疯了一样冲到慈禧的寝宫外，跪在冰冷的石板上，苦苦哀求。
他磕头，他哭喊，他把自己皇帝的尊严都抛在了脑后。
翁同龢也曾为两位妃子求情，也遭到了拒绝，最后慈禧恶狠狠地说：“瑾妃、珍妃的事，你不管，我来管。不能让她们破坏家法，干预朝政。下去吧！”
慈禧是铁了心地要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妖精，和一个被迷了心窍的皇帝，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
行刑那天，珍妃被两个太监拖到庭院中央。
她没有哭，也没有求饶，只是咬着嘴唇，脸色惨白。
在被太监粗暴地架起来的那一瞬间，她透过围观的人群，看到了跪在远处雨地里的光绪。
他们的目光，在空中相遇了。
光绪的眼睛里，是滔天的痛苦、无尽的自责和深入骨髓的无力感。
他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女人受此奇耻大辱，却什么也做不了。
他这个皇帝，当得像个笑话。
而珍妃的眼中，除了剧痛，没有恨，没有怨，反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清醒。
她看懂了光绪的绝望，也看清了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残酷真相。
那一刻，他们的感情，不再是简单的男欢女爱。
它被淬上了一层悲壮的底色，从此，他们不仅是爱人，更是共同对抗那个巨大而冰冷的权力囚笼的，唯一的同盟。
板子落下，皮开肉绽，太医张仲元曾记录过珍妃被打后的惨状：人事不醒，恶寒发烧，牙关紧闭。
十一月初二，慈禧再降懿旨，将珍妃手下的太监高万枝处死。之后，珍妃手下被牵连的数十人，或发配充军、或秘密处死、或立毙杖下，就连伺候珍妃的白姓宫女也被驱逐出宫。
1895年，慈禧让珍妃恢复妃位，但裂痕已经埋下了。
04
很快，时间来到了1898年。
甲午战争的惨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约，大清朝的知识分子坐不住了，他们开始联名上书，开始创刊鼓吹变法，《万国公报》、《时务报》、《国闻报》、《湘报》等一系列宣传维新变法的报刊，如雨露春笋般的冒了出来。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
光绪皇帝，虽然当了这么多年的傀儡，但还想再挣扎一下，把这艘摇摇欲坠的船，扳向另一个方向。
光绪帝不想做“亡国之君”，因此面见康有为并让他全面筹划变法。
“褫衣廷杖”那件事，像一根毒刺扎进了他的心里，四年了，那天的场景，珍妃的眼神，他一夜都没有忘记过。
他恨自己的无能，更恨那个把他当成提线木偶的“亲爸爸”（光绪对慈禧的称呼）。
他要做一个真正的皇帝，他要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他要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
在维新变法这场豪赌中，唯一能给他无条件支持的，只有一个人——珍妃。
那顿板子没能打垮她，反而让她彻底丢掉了幻想。
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她和光绪要想活下去，要想活得像个人，就必须从慈禧手里夺权。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宫斗，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于是，当光绪开始秘密筹划变法时，珍妃成了他最勇敢、最坚定的同盟。
那些日子，瀛台的灯火常常彻夜不熄。光绪在灯下批阅奏折，推行新政，而珍妃，则成了连接皇帝与外界维新派之间最重要的一条秘密通道。
她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心腹太监，冒着一旦被发现就会万劫不复的巨大风险，将光绪的密信送出宫，再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建议带进来。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后宫妃子的本分。
在慈禧和她背后的后党集团看来，这不再是“恃宠而骄”，也不是“贪财卖官”的小打小小闹。
这是“后宫干政”，是“结党营私”，是要挖大清的根，更是要掘她慈禧的命！
对珍妃的监控，变得前所未有的严密。
景仁宫内外，遍布着慈禧的眼线。
珍妃的每一个举动，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原封不动地传到颐和园。
空气中，弥漫着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息。
政变发生的前一夜，宫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珍妃知道，决战的时刻就要到了。
那天晚上，她像往常一样，为光绪整理龙袍的衣冠。
她的动作很轻，很慢，仿佛想让时间就此停住。
她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她的丈夫，也是这个帝国名义上的主人，轻声说：“皇上，无论明日成败如何，臣妾都与您同在。”
说完，她从怀里取出一个小小的油纸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张已经有些泛黄的玻璃底片。
正是多年前，在广州街头，那个西洋摄影师为她们姐妹拍下的那一张。
她把底片塞进光绪的手中，低语道：“若事有不测，皇上见到此物，便知这世上，曾有一个人，是真心愿您能得到自由的。”
光绪紧紧攥着那张冰凉的底片，看着珍妃那双清澈而决绝的眼睛，千言万语，堵在喉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这是他们之间，最后的温情。
第二天，慈禧从颐和园突然杀回紫禁城，发动雷霆一击。
袁世凯的倒戈，让维新派的计划彻底破产。
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戛然而止。
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
而光绪皇帝，被彻底剥夺了权力，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
一座小桥，隔绝了他与整个世界。
作为光绪最亲密的“同党”，珍妃的命运，早已注定。
她被再一次废黜，再一次被施以褫衣廷杖，而后打入了比死还难受的地方——冷宫。
珍妃被关的地方，叫景祺阁后面的北三所。
说是个院子，其实就是个大点的笼子。
一间小黑屋，窗户被木板死死钉住，只留下一道窄缝，勉强能透进一点光。
门外，一把大锁，“咔嗒”一声，锁住了一个曾经活色生香的灵魂。
屋里潮湿、阴暗，散发着一股霉味。
吃的，是下人都不愿意碰的馊饭剩菜。
但这还不是最残忍的，慈禧恨她入骨，但偏不给她一个痛快，每逢初一、十五，一个奉慈禧之命的老太监，就会准时出现。
她必须跪在地上，听这个老太监指着她的鼻子，用最恶毒的语言，一条条列数她的“罪状”：不守妇道、干预朝政、迷惑君主……
训斥结束，珍妃还必须向上叩头谢恩，而且她每天只许上一次厕所。
这样的日子，她过了整整两年，支撑她活下去的，或许只剩下一样东西了。
在那个钉死的窗户缝隙里，如果天气好，她能隐约看到远处瀛台的一个小屋角。
她知道，她的光绪被关在那里，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尊贵的夫妻，却也是相隔最近、又最遥远的囚徒。
05
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已经兵临城下，洋人的刺刀，即将捅破这个帝国最后的体面。
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一行人纷纷换了百姓的布衣聚在宁寿宫后殿的乐寿堂。
就在所有人准备仓皇出逃的最后一刻，慈禧突然停住了脚步。
她让李莲英带着几个小太监，去将囚禁于冷宫的珍妃带到颐和轩。
二十分钟后，瘦成麻杆的珍妃被带到了慈禧面前。
慈禧看着她，问了第一个问题：“洋人就要打进来了，你年轻貌美，万一落在他们手里，受了侮辱，那丢的是咱们整个皇家的颜面。这个道理，你明白吗？”
这话的潜台词很清楚：你应该自己了断，保全皇家的体面。
珍妃跪在地上，低着头，声音嘶哑却清晰：“臣妾明白，不会给祖宗丢人。”
慈禧点点头，又问了第二个问题，“我们要出去避一避，路上兵荒马乱，带着你，实在不方便。”
这话更直白：我们不会带你走，你被抛弃了，你只有死路一条。
珍妃没有说话，依旧那么跪着，瘦弱的脊背挺得笔直。
外面的太监已经在大声催促：“老佛爷，该走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慈禧看着眼前的珍妃，问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致命的问题。
她或许是想给自己的狠毒，找一个“合理”的台阶，她逼视着珍妃，一字一句地问：“那么，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吧？”
她在逼珍妃自己说出“臣妾愿自尽”这句话。
她要让珍妃“自愿”赴死。
然而，她算错了一件事。
她算错了珍妃骨子里那份宁折不弯的傲气。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珍妃缓缓地抬起了头，她没有看任何人，目光直直地射向慈禧，用尽全身的力气，说出了一句让她当场丧命，却也让她名留青史的话：“您可以出去避一避，但皇上应该留在京城坐镇，主持大局！”
石破天惊！
这句话，就像一把最锋利的匕首，精准地捅进了慈禧的心窝。
什么意思？
你慈禧可以当逃兵，可以弃国而逃，但皇上不行！
他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他应该留下，与国都共存亡！
这已经不是顶撞，这是在公开地、赤裸裸地指责慈禧是祸国殃民的罪人！
是在最后关头，还在为光绪争夺那份属于皇帝的“正统”和“民心”！
慈禧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她所有的伪装都被这句话撕得粉碎，只剩下狰狞的杀意。
“死到临头，还敢胡说八道！来人！”
她厉声尖叫起来。
几个凶神恶煞的太监立刻冲了上来，架住珍妃就往外拖。
珍妃剧烈地挣扎着，她哭喊着，指甲在青砖地上划出了一道道白印。
她想再看一眼不远处的光绪，她想跟他做最后的告别。
但一切都晚了。
太监崔玉贵，这个慈禧最忠实的刽子手，连拖带拽地把她弄到了贞顺门旁的一口井边。
珍妃跪在井口，最后的请求是：“我要见皇上！我要见皇上最后一面！”
崔玉贵狞笑着说：“没有那些说的了。”
说罢，抬起脚，照着珍妃的后心，就是一脚。
“噗通”一声闷响。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还搬来几块大石头，扔了下去。
前后不过半个小时，25岁，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活活淹死在了一口阴森的枯井里。
逃离路上，光绪知道了珍妃死讯后，"眼睛像死羊一样，呆呆的"，一路上形同行尸走肉。
1901年春，清廷与八国联军讲和，慈禧、光绪等回到北京。
慈禧命人将珍妃的尸骨捞了出来，草草装殓，葬于阜成门外恩济庄太监公墓南面的宫女墓地，并宣称珍妃是“贞烈殉节”，为此追封为珍贵妃。
在追封珍妃为珍贵妃的谕旨中，有如下文字：“上年京师之变，仓猝之中，珍妃扈从不及，即于宫中殉难，洵属书烈可嘉，恩著追赠贵妃位号，以是褒恤”。将“珍”写成“贞”，大概有以示崇敬之意，掩盖慈禧杀害她的真相。
1908年11月，光绪和慈禧先后离世，溥仪生父载沣将珍妃的死因从“投井自杀”改为“被崔玉贵投入井中溺死”，据后人在载沣的传记中记载，载沣亲眼见珍妃死时的情景。
宣统（溥仪）继位后，隆裕皇太后听政，再将珍妃追封为恪顺皇贵妃，但珍妃的墓一直在阜成门外。
直到民国四年，大清都亡了四年了，珍妃的墓才迁到光绪崇陵妃园寝。
这还是珍妃的姐姐瑾妃，当时的端康皇贵太妃一手促成的，并且她还在珍妃井北侧的门房为她布置了一个小灵堂以供奉珍妃的牌位，灵堂上悬挂一额纸匾，上书“精卫通诚”，颂扬珍妃对清德宗光绪的一片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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