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春，北平积雪刚化，一辆吉普在协和医院门前急停。车门开处，一个军装笔挺的少将快步走向楼内，他叫宋时轮，时任中共军调处执行处处长。片刻后，他在病房里向叶剑英低声汇报谈判进展。叶剑英抬头，只回一句：“别急，我们还有时间。”这一幕在很多人记忆里不过瞬间，却在宋时轮心里留下深深印痕——那份沉稳，是他此后四十年敬佩叶剑英的第一理由。
时间拨到1957年11月，军事科学院挂牌伊始，叶剑英被任命为院长兼政委。刚一履新，叶帅点名要宋时轮来当第一副院长。外界猜测颇多：宋时轮擅长野战，何故被拉去搞科研？叶剑英很淡：“科研也得懂打仗的人抓。”自此，两人在科研战线并肩十五年。叶帅把大事定方向，宋时轮把细节落实，两人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1972年底，叶剑英把院长印章郑重交给宋时轮。临别前，他只说一句：“别让军科虚名在你手上。”宋时轮答“是”，随后埋头苦干，连夜灯下审改研究计划的故事，从那年开始数不胜数。有人半夜送稿，刚敲门，屋里灯早亮着。宋时轮开玩笑：“阁下不来，我怎敢睡？”一句俏皮话，道出他对工作的那股拼劲。
1980年6月25日，中央军委发文，要求为十位元帅编写传记。叶剑英的传记编写任务，落在军事科学院。七月初，宋时轮拿到文件，只写了一行批示：“政治部拟方案，报常委。”外人觉得轻描淡写，他自己却暗暗加码：必须写真史。随后，他让编写组去各大军区采访，原始档案能翻就翻，能抄就抄，宁可慢，也不能假。三年多时间，光手稿就塞满了八只军用文件箱。
1984年盛夏，宋时轮带着厚厚一摞《叶剑英传略》样稿进入叶帅寓所。走到客厅，他刚想汇报，叶剑英反倒递来一张便笺：“老宋，麻烦写个序。”宋时轮一听，愣住：“叶帅，我资历浅，不敢动笔。”叶剑英眉头一皱，语气重了：“嫌麻烦？”一句话把屋里空气都压低了几度。随行参谋不敢吭声。片刻尴尬后，叶剑英放缓语调：“你懂我，别推了。”言至此，拒绝已无可能。
回到军科，宋时轮对编写组说：“序我写，但只写我认识的叶剑英。”他关起门，连续三夜未合眼。序言不到三千字，却把叶帅戎马生涯、谋略性格、治军原则浓缩其中。其间，他特意加了一句：“叶剑英最大本事，是在复杂局势中找准方向。”写完最后一笔，他搁下钢笔，长舒一口气。
有意思的是，序言刚定稿，叶帅却因病住院。1986年初书稿正式出版，印签时叶剑英已离开人世。那一日，宋时轮站在印刷车间，手指轻触扉页，半晌无言。同行的编辑回忆，他只是低声说了四个字：“任务完成了。”
宋时轮对清廉的坚持，在军内出了名。院里配给他的专车，家属想坐都要掂量。有次岳母急病，司机看不下去，悄悄把老人送去医院。事后被宋时轮知道，他严肃批评：“公家车不是私家车。”从此，即便是最寒冷的腊月，家里人宁可打出租也不碰那辆吉普。
1985年末，宋时轮“退居二线”。按规定，他仍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兼多个学术职务，影响力并未削弱。可他对外只说一句：“我退休了。”那套早年分配的旧房子漏雨，他却一再婉拒维修资金：“钱省下来，好好改造图书馆。”此事在军科传开，年轻研究员议论纷纷：这才是真把军人为公两个字刻进骨子。
1989年夏天，军事科学院举办战略学研讨会。主席台上，有人提起《叶剑英传略》序言，称其“精到、朴实、锋利”。台下老研究员笑着补一句：“那是宋老给叶帅写的，也是给后来人留的镜子。”当年参与编写的工作人员都知道，那段文字来之不易——既要对得起史实，也要配得上两位将星的交情。
从北平军调处到志愿军前线，再到科研机关，宋时轮与叶剑英之间的信任贯穿近半个世纪。拒写序言那一瞬间的推脱与不安，正是他谨慎性格的缩影；终究提笔成文，更映出他对老领导的义气与敬意。历史的细节往往藏在这种人情往来里，看似小插曲，却让人读懂了“真史”二字的分量。
当年那句“我看你是嫌麻烦”，听来火气十足，其实不过催促好友完成使命。若没有这番“逼迫”，许多内幕资料难免散佚，后人也许再难窥见叶剑英运筹帷幄的全貌。话说回来，若不是宋时轮的执拗，序言也可能沦为套话。二人一唱一和，倒把中国军事史一道重要关节锁得更牢。
叶帅走后，《叶剑英传略》多次增印，宋时轮提议：不再修订序言，让它保持原貌。原因很简单——写完那晚，叶剑英亲手在稿纸上画了一个小圈，边上批一行字：“此序可用。”那行字不大，却早已定了音。 换笔涂改，再好，也是第二手的情感，他不愿意。
这段往事就此尘封在档案柜深处。后来有人查资料，偶尔会在序言扉页看到那句话：“叶剑英最大本事，是在复杂局势中找准方向。”再往后翻，就是一部元帅一生的冷暖兴衰。而在另一端，宋时轮留给同僚的背影，也静静定格在那盏深夜未熄的台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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