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3日晚，北京已是刺骨寒风。中南海西花厅却灯火通明，几张写有姓名的黄签摆在门口——第二天要举行一次意义特殊的会面，这一点参与筹备的工作人员心里都清楚。

就在前一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新中国首次特赦令，共33名战犯获释。文件里分得明明白白：战争罪、反革命罪以及伪满、伪蒙头面人物，符合法定条件者可以被宽释。特赦的尺度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配套，背后是中央高层的反复酝酿。

被点名走出功德林监狱的大多心情复杂，既喜又惶恐。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有人躲在被子里掉泪，有人低头给老部下写信报平安，还有人一夜无眠，脑海里反复回放过去的枪声与口号。曾扩情就是这一批人里年纪最大的一个，距他第一次踏进军校校门，已经过了整整三十五年。

这位湖南醴陵人出生于1895年，黄埔一期毕业，和徐向前、陈赓同坐一间教室。不同的是，他自诩擅长“刀尖上跳舞”，后来跟随白崇禧、胡宗南，先后在戴笠的复兴社、军统、蓝衣社几度转身。内部都称他“机头子”，蒋介石看他既能写又能杀，屡屡委以对共工作。1930年代，上海滩和南京路的暗战，他几乎次次露面。

周恩来与曾扩情的师生情谊起于1924年。当时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年仅26岁，学生们背地里称他“周先生”。曾扩情却已30出头，满口湖南味土话跟年轻教官辩论马克思。课堂下这位大个子学生经常调侃：“我比老师大，好意思管我？”一句话惹得全班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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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27日，重庆白公馆和渣滓洞枪声骤停。凌晨，解放军入城，小道消息乱飞。曾扩情躲在三友路一栋洋楼顶层，仍被南下工作团侦察队寻到。押往重庆市中区看守所时，他脱口说了句：“这回真栽了。”年底，被解送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开始长达十年再教育。

功德林的改造并不轻松。每天学习《刑法大纲》《共同纲领》，写心得体会，对照自传。曾扩情自传写了70多万字，细到每一次潜伏、每一笔经费。管教干部提醒：“写真话，省得再补。”他先犟嘴，后来服了，偷偷感叹“这套制度比军统档案还细”。

时间转到1959年12月4日清晨，冬日的阳光照在西花厅的玻璃窗上。周恩来按计划接见被特赦人员。迎宾引路，排队依次进门。周恩来见到第一位旧识时，声音放得很低：“到北京，先把身体养好。”到曾扩情面前，他忽然扬声：“嘿，扩情！”屋子里暖气开得足，曾扩情却忍不住浑身一激灵，眼圈立刻红了。

短暂的沉默后，周恩来握住他的手：“当年黄埔，我还不到三十，就被推上讲台。想想都心虚。”曾扩情吸了口气，把情绪咽下去，半真半玩笑：“那时候我三十三，学生年纪比老师大，亏你敢管。”一句话让屋里不少人笑出声。气氛松动，紧绷的神经像突然被拽断的弦。

寒暄不过数分钟，周恩来语气转而严肃：“中央考虑你的改造表现，给了新机会。以后要用行动证明，不是嘴上说悔改就完。”曾扩情点头，声音低却清楚：“谨记教诲。”说完，他请求再握一次手，周恩来爽快伸手，两人手掌交握的瞬间，摄影师按下快门。

会后，曾扩情与其他战犯被安置到北京市迎宾馆短住，集中听取政策宣讲。很快，辽宁省政协递来聘书，请他担任秘书处专员。到沈阳履职时，他已64岁，白发明显增多。当地干部接站时客气称呼“曾老”，他摆手：“别老不老的，我欠这国家太多，能干多长算多长。”

1964年，辽宁省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上，曾扩情发言，内容直奔基层治安与侨务。议程结束，他主动要求参观抚顺战犯管理所，面对铁门沉默良久：“十年墙里，十年墙外，命还在，已是幸运。”几名青年管理员没太听懂，只觉得这位委员高大却谦逊，步子慢慢，话却掷地有声。

1978年，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开幕。曾扩情进北京站，行李只有一个旧帆布包。有人提醒他可以用单间，他坚持硬座：“怕给国家添麻烦。”同车的旅客听说他出身黄埔，一路打听往事，他只说：“犯过大错，要少讲。”

曾扩情1985年病逝于沈阳，享年九十岁。档案里留着那张1959年西花厅的照片：周恩来领口敞开，微笑；曾扩情双手相握，面带惭色。镜头定格的，是一段复杂历史在小小屋子里的罕见交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