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
为了证明“伪满”的合法性，同时麻痹东北人民，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还将溥仪从天津接到长春担任执政。
1934年，“满洲国”变为“大满洲帝国”。溥仪在一片“万岁”的奉承声中，改任伪满“皇帝”。
不过大家也知道，溥仪很快就因为被日本人架空，悔不当初，骂自己“蠢得像头猪”。
关于溥仪在伪满的地位和权力，据其自传《我的前半生》描述，当时伪满政府的各个部门，都由日本人担任的”次长“掌握实权。伪满所有重要的人事任命、政策制定及军事行动，都必须由关东军司令官批准。
溥仪的“任命”和“裁决”，不过是走个形式罢了。他的一言一行皆在关东军的监视之下。
1934年7月，溥仪派人接父亲载沣和弟弟溥任到长春小住月余。载沣看到关东军飞扬跋扈，溥仪名为皇帝，实则傀儡，顿感痛心，特意叮嘱溥任：“像溥仪那样给人当傀儡有什么好处？连石敬瑭都不如！你千万不能学他。”
回到天津后，载沣闭门隐居，不与日伪往来，与溥仪也断绝了关系。
溥仪为此十分懊恼，用他的原话说：“哀莫大于心死”、“我真不愿意再回顾那些龌龊不堪的过去臭事”。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溥仪去东北之前，知道自己会沦为关东军的傀儡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加上纠集在辽沈一带的在日本退伍兵和警察，总共也就2.7万人。
这么点兵力想要控制整个东北，无异于痴人说梦。
所以东北的迅速沦陷，与一帮东北军政要员主动投敌有着直接、密不可分的关系。
就在关东军偷袭沈阳的当天，吉林省二把手熙洽（舒尔哈齐后裔）便下令吉林军队不许抵抗。熙洽也是东北第一个公开投敌的高官。
辽宁和黑龙江同样如此，藏式毅、袁金铠、丁鉴修、刑士廉、张海鹏、阙朝玺、于芷山等军政大员纷纷通电“独立”，积极配合关东军镇压抗日武装，建立亲日政权。
这帮卖国贼因为主动投靠，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和兵权。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溥仪心生幻想，觉得自己手上有牌，可以效仿日俄战争时的慈禧，借力打力，先借关东军之手赶走东北军中的张学良系，再与日本人讨价还价，逐步掌握实权，复辟大清。
有一件事可以充分说明溥仪当时的野心。
1933年初，鬼子入侵热河，中国抗日军民在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
值此国难之际，溥仪却大摆庆功宴席，慰问参加作战的日军将领。当得知关东军占领密云，按兵不动后，他甚至大感失望，遗憾日军没能进一步扩大战果、杀入北平。
从溥仪的小丑行为就不难看出，关东军才是在他眼中的友邦军队。载沣劝他不要被日本利用，他反倒认为是自己利用了日本。
很多人把溥仪投日归咎于国民政府，这纯粹是睁眼说瞎话。溥仪仇视共和，对复辟有执念，不是他统治的中国，他完全不爱。若鬼子侵华对他复辟有利，那他完全支持侵略。无论他是否被赶出紫禁城，孙殿英是否盗掘清东陵，他都会投日。
不仅是溥仪，伪满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伪兴安省省长凌升，也是一丘之貉。
他们为了复辟满清，不惜勾结日本。日军肆虐华夏，杀的中国人越多，他们越高兴。
清政府垮台时，没能第一时间清洗这帮遗老遗少，绝对是民国政府的最大失策。以至于伪满成为日本侵华的大本营。
当然，这帮遗老遗少也不待见日本。觉得现在满洲国成立了，日本人可以滚了。
1935年4月，因为种种限制，溥仪公开表达对关东军的不满。关东军为了掩盖殖民东北本质，制造“平等邦交”的假象，借“礼尚往来”之名，安排溥仪访问东京。
这次东京之行，日本政府发动数万民众夹道欢迎。裕仁天皇亲赴车站迎接，并向溥仪鞠躬致意，给足了溥仪的面子。
回到长春后，溥仪飘飘然，天真地认为自己能与裕仁平起平坐，开始摆皇帝架子，亲自修改诏书内容，在诏书中加了一句“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
他还抄康熙的作业，想方设法筹建私兵、发展人脉，打算与关东军掰掰手腕。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关东军将东北视为私产，别说溥仪了，就算是裕仁来做这个伪满皇帝，也得当傀儡！既然溥仪分不清大小王，那就有必要敲打敲打。
首先被敲打是郑孝胥。
1935年5月，关东军指责郑孝胥“妄图恢复清室，破坏日满一体”，随后以“郑孝胥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为由，将其免职。
不久，熙洽因为提出训练30万满洲国军，妄图军事自主，惹怒了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亦被明升暗降，改任闲职伪皇宫内府大臣，不再过问政事军务。
两个遗老遗少被指责“妄图恢复清室”，日本人还真幽默。
1936年，凌升不满关东军在东北推行奴化教育，公开叫板。
为了让伪满官员明白谁才是主子，关东军司令部决定杀鸡儆猴，以“反满抗日”的罪名将凌升、伪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福龄、伪兴安北省警务厅长春德等人处死。
一群“满精”，却被扣上“反满”的帽子，颇有讽刺意味。
某种意义上说，鬼子的这波操作属于歪打正着，拿光复大清的幌子，把遗老遗少骗到东北，然后一锅炖了。出发点虽坏，结果是好的。
随着一帮遗老遗少被日本人卸磨杀驴，溥仪的复辟梦破碎。
1937年，关东军出台 《帝位继承法》，指定溥仪的皇位由溥杰继承；溥杰与日本妻子嵯峨浩的子女，拥有优先继承权。
溥仪没儿子，皇位必然会传给溥杰。他不信任溥杰，害怕被灭口，便秘密联系中美洲小国萨尔瓦多派驻伪满的外交官，希望流亡萨尔瓦多。
1941年，萨尔瓦多总统派外交代表团到长春，溥仪把逃亡计划告诉给了一名伪满禁卫队军官，打算让禁卫队护送自己前往萨尔瓦多大使馆，然后再装扮成大使馆职员逃离东北。
不料，那名禁卫队军官早被关东军收买，转头就告密，溥仪逃亡计划完全失败。
溥仪因为这次作死之举，遭到关东军威胁性交涉和斥责。
但要注意，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溥仪是傀儡，不等于没地位。
韩国第三任总统朴正熙在伪满军校念书时，受到溥仪的接见，溥仪赏给他一块金表。
溥仪能给中下层军官颁发赏赐，借此拉拢人心，这说明他多少还是有一些影响力的。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溥仪和关东军就像日本天皇和旧日本幕府的关系。
关东军可以架空溥仪，但伪满不能没有溥仪这块招牌。
另外，溥仪在他的内廷圈子里，掌握着不少人的生死大权。
为了释放自己的权力欲，溥仪经常殴打仆从，打完之后又施以酷刑，如“灌凉水”、“跪铁链”、“过电”、“站木笼”。
他一不高兴，周围的仆从，全都得跪下，围成一圈，挨个抽耳光。
据李玉琴（溥仪第四任妻子）回忆，除了几位妻子、弟弟溥杰和妹夫之外，宫里的所有人，几乎都被溥仪虐待过。
除了关起门来纾解自己的“权瘾”，这时候的溥仪还一门心思想着如何甩锅。
伪满时期，鬼子在东北犯下的罪行，溥仪声称自己不知情，其实他都知道。
他也知道自己“功不可没”，所以必须切割自己与伪满的关系，把罪名甩给日本人。
而溥仪本身也是一名“优秀演员”，擅长伪装。
以溥仪接受的教育，他知识水平在当时评个教授，应该是绰绰有余。
后来溥仪在东京战犯法庭上控诉关东军软禁他，说什么自己没有一点自由可言。并对关东军派给他的“御用挂”吉冈安直一通攻击，说吉冈安直对他趾高气昂，他做伪满皇帝只是迫不得已，在伪满期间的任何事情都是形势所逼，极力营造“傀儡”、“受害者”的形象，推卸自己当卖国贼的责任。
但吉冈安直出身于日本贫苦农民家庭，在日本陆军中没有后台。
为了竞争溥仪的行政秘书岗位，一票日本中级官员挤破了头。而吉冈能脱颖而出，是走了溥杰的关系。吉冈能从中佐升任中将，溥仪帮了大忙。可以说，溥仪、溥杰就是吉冈的再生父母。
据李香兰回忆，只要溥仪打电话给吉冈安直，无论在忙什么，吉冈都会立即换上中国式绸袍，屁颠屁颠地跑去服侍溥仪。就怕伺候不周，溥仪不要他了。
如果吉冈安直有机会在战犯法庭发言，他一定会说：我他喵的就是一碎催，夹在溥仪和关东军之间两头受气。我欺负溥仪？他就差跟天皇换帖子、拜把子了，我敢欺负他？关东军是欺负他，可关东军谁不欺负？那帮马鹿对日本人更霸道啊！
所以溥仪的话，听听就好了。毕竟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他的剩余价值还是很大的，不至于随便一个日本人就能羞辱他。只要他提出的要求不是太过分，吉冈安直都会尽量满足。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关东军一溃千里，日本投降只是时间问题。
溥仪听闻国民政府要清算汉奸，而他正是伪满的头号汉奸，所以第一反应就是逃亡日本。
这里插一句，“汉奸”不单指汉人，这就跟请客“吃饭”，不是只吃大米饭是一个道理。溥仪在自传中也说过自己是“汉奸头子”。
8月19日，溥仪一行人抵达沈阳机场，准备换乘大飞机飞日本。
就在等飞机降落时，苏联空降兵包围机场，俘虏了在场的所有人。
溥仪被俘后，起初囚禁于莫洛可夫卡30号特别监狱，后转到伯力45号特别监狱。
1946年8月10日，溥仪作为证人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他一边控诉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一边极致甩锅，把自己塑造成被关东军持枪胁迫的无辜傀儡，绝口不提自己为复辟满清，主动从天津投奔关东军、渴求皇位的私心。其甩锅手段堪称“教科书级避罪”。
结束了为期八天的作证，溥仪继续他的囚徒生涯。苏联方面对他挺不错的，平时住着大别墅，每餐都有面包、肉食、牛奶、水果。身边还跟着几个随行的满清遗老，依旧对他行跪拜礼，满足他的虚荣心
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将溥仪引渡回国，溥仪害怕被清算，便写信给斯大林，说：“自己在苏联期间备受种种厚待，对苏联政府和您（斯大林）表示由衷的感谢和钦佩。自己希望留居苏联，加入苏共，同苏联人民一样努力工作，为苏联的发达和兴盛尽一份力。
斯大林认为溥仪的利用价值已彻底耗尽，留着只是负担，断然拒绝。
1950年，根据中苏签订的相关协定，溥仪与263名伪满战犯一起被押解回国，送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
这一刻，他最恐惧的事还是发生了。他以为自己回国后会被枪毙，因此在押送途中精神崩溃，反复念叨“我是被逼的，罪不在我”。
溥仪接受改造的十年间，跟所有战犯一样，也要参加劳动。他自称在劳动过程中改造了自己，成为脱胎换骨的真正新人。
但参考《沈醉回忆录》，溥仪并不老实。
当有外人在场时，遗老遗少给溥仪行礼，他会作秀，说：“时过境迁，大清早亡了，别来这一套！”
而在私下里，遗老遗少向溥仪跪拜，他依旧泰然接受，来者不拒。
在沈醉看来，溥仪不能被改造。
1959年12月4日，溥仪获得特赦，激动之余，溥仪亲笔写下保证书：
溥仪是不是真的改造好了，其实不重要。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有多少可信度，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活着的溥仪比死了的溥仪更有价值。他都好好工作，建设新中国了，封建余孽还有什么理由搞复辟？
当溥仪摆正自己的位置，在新中国扮演好自己所承担的角色，说出那句：“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时。所有封建余孽都成了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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