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2月19日深夜，贵州毕节的寒风裹着细雨敲打营房窗棂。守夜军号刚歇，勤务兵李炳臣悄悄推门而入，房内烛火摇曳。短促的金属撞击声后，陆军少将庾恩旸倒在军毯上，再也没有醒来。仅仅三个月前，他还在滇军前敌司令部里谈笑谋划讨逆，如今却成了冰冷的遗体，年仅三十五岁。
消息传到昆明，滇军高层一片愕然——这位在重九起义中冲锋陷阵、被誉为“西南利剑”的青年将领，怎么会死在自己人手里？外界猜测四起，但短短数日，李炳臣即被枪决，案卷草草封存，真相随枪声尘封。
向前追溯，庾恩旸的人生道路，似乎从来没有平坦过。1893年，他出生在楚雄一个书香却清贫的苗族家庭。父母早逝后，长兄庾恩锡卖掉祖宅送他入学，兄弟约定：读书报国，莫负春秋。1902年，昆明中学考试放榜，“庾恩旸”三字高居榜首；次年，他被云南督练公所保送到昆明高级师范；再往后，便是东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东京赤坂的冬夜，青年庾恩旸在宿舍昏黄的煤油灯下翻阅《民报》。滇籍同乡蔡锷、谢汝翼常来串门，三人热烈辩论：“祖国之将来，在乎革命。”庾恩旸拍案：“若守故常，只有死路。”那一年，他21岁，加入同盟会，写下数篇痛斥清廷积弊的檄文，被日警盯上差点遣返。
1909年夏，他学成回滇，被任命为陆军讲武学堂教官。教鞭、军刀，他都握得稳。有意思的是，他要求学员与教官穿同色军服、吃同样口粮，还亲自爬战壕、卧冰射击。一次实弹演习，他所带中队射击成绩位列全军第一，滇军上下轰动，“庾教官”一时成了新军偶像。
辛亥风起，武昌城头第一声炮响震动大江南北。云南是不是跟？议论纷纷。有人担心法英干涉，有人主张再等等。庾恩旸却掷地有声：“滇军不动，西南难安！举旗独立，再合诸省北伐，庶几可成！”1911年10月30日夜晚，滇军枪声划破昆明上空，九月初九的月色照着督署大门，重九起义成功，蔡锷任都督，庾恩旸掌参谋部。
功劳簿上，他名字排在前三；军衔晋升表里，却慢了半拍。群众不解，他自己也疑惑。但表面上，他仍与唐继尧推杯换盏。两位留日同窗，一起浴血，一起走红毯似的胜利大道——看上去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汹涌。
1913年，蔡锷赴京办事，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短短一年，唐公馆金碧辉煌，舞女、粤剧老板娘、交际花络绎不绝。不得不说，唐继尧魅力十足，偏偏又贪恋美色。偏偏庾恩旸的妻子钱秀芬，是昆明城赫赫有名的佳人。她时常来唐宅，同唐夫人赏花喝茶。唐继尧见之眼神炽热；钱秀芬也颇为动心。都督府的廊柱后，低声交谈时，唐低语：“他若不在，岂不皆大欢喜？”钱秀芬沉默。
传言从茶馆飘到军营，越传越真。1917年，张勋复辟，滇军讨袁北上，庾恩旸被派在贵州毕节设行营。临行前，唐继尧拍着他肩膀，“兄弟，小心。”谁也未曾想到，这句嘱咐竟像诀别。
李炳臣原是唐的贴身警卫，后调到庾营任勤务。根据营中口口相传的片段，那天深夜，他持短刀闯入将校营房后自首却拒绝供词。更蹊跷的是，刚押抵昆明，唐继尧就下令立即处决，并厚赏其家属。军中私语——“一声令下，封口费已给足”，可惜无人敢深究。
1919年春，唐继尧迎娶钱秀芬。酒宴铺张，乐声喧天。旧友们面面相觑，却谁也没发问。此后滇军内部裂痕愈发明显，桂系、川军趁机渗透，云南局势日益复杂。庾恩旸的案子，成为官方档案里的一行“机密事件”，被铁皮箱尘封。
庾家长兄庾恩锡悲愤难平，停棺三日，亲笔写下“重九”二字，断笔顿首。几个月后，他创办滇南烟草社，推出新牌香烟时，将兄长牺牲之日定为品牌名——“大重九”。在昆明街头，烟标上青天白日与烈焰交织，成为不少老兵追念庾将军的特殊方式。
岁月流转，战火余灰里，庾氏家族几经辗转。1949年秋，庾恩锡之子庾家麟随军赴台湾，后在台北开设皮包工厂，守着一口乡音度日。再往后，家麟之子庾澄庆学音乐、唱摇滚，说话带着一点云南软腔，一点台北轻俏。1986年，他凭一首《让我一次爱个够》登上各大电台榜首，“哈林摇”红遍两岸。那一年，距离庾恩旸遇刺整整六十八载。
很多老兵抽着“大重九”看电视里活力四射的年轻歌手，会心一笑：世上竟有如此因缘。弹指之间，家族荣枯、个人爱恨、军政风云，都像缭绕的烟圈，飘散在舞台灯光之外。
庾恩旸的墓碑静立在昆明郊外，碑面上刻着八个小字：为义而生，为情而终。或许，这八字，比任何官方文告都贴近他短暂而炽热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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