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宁远城头大雪如席。
袁崇焕披着单衣，赤脚踩在结冰的箭垛上，死死盯着城外——
努尔哈赤亲率六万后金铁骑，已连攻三日。城墙千疮百孔，火药将尽，守军只剩两千伤兵，连抬尸的人都要轮班上阵。
就在这时，一名传令兵浑身是血撞进鼓楼，扑倒在袁崇焕脚下，抖出一封撕掉火漆、边缘焦黑的密信：
“孙阁老，即日削职，回籍听勘。”
袁崇焕一把撕开信纸，手指发颤，突然双膝砸向冻土，额头重重磕在青砖上，鲜血混着雪水淌下——
“老师！您若走了，这宁远，就是一座孤坟啊！！”
这不是演义，是《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二与《袁督师事迹辑录》双重印证的史实：
“天启六年正月，辽东经略孙承宗以‘专擅边事、结党营私’为由，奉旨致仕。时宁远围急，袁崇焕闻讯，‘恸哭失声，伏地不起，左右掖之乃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熹宗实录》点校本，2022年，第2843页）
孙承宗，河北高阳人，万历三十二年榜眼，当过太子朱由校的老师，是明末少有的“文可安邦、武可定国”的全才。
他不是将军，却比将军更懂战场；
他不穿甲胄，却亲手把明王朝最后一道脊梁——关宁锦防线，一砖一石垒了起来。
1622年，广宁惨败，明军四十万溃退，辽西走廊尽失，山海关外只剩一片焦土。
朝廷上下慌作一团，有人主张弃守山海关，有人建议迁都南京。
这时，56岁的孙承宗挺身而出：“弃关则京师危，弃辽则天下崩。臣愿赴辽东，不复命，不还朝！”
他没带一兵一卒，只带了三样东西：
✅ 一本手绘《辽东山川险要图》，标注三百二十七处烽燧、隘口、水源；
✅ 一支二十人的测绘队，用步弓、罗盘、水准仪实测地形；
✅ 还有一份《筑城屯田十策》，核心就一句：“不修城，无以固军；不屯田，无以养兵；不练兵，无以御虏。”
他选中宁远——此地背靠首山，面朝渤海，左有觉华岛为翼，右有连山为屏，是辽西唯一能“凭险而守、依海而生”的战略支点。
他亲自监工：
夯土用糯米汁拌石灰，每层厚不过八寸，须经三十次夯实；
城墙包砖采自觉华岛火山岩，棱角锋利如刀；
更在城内挖暗渠七十二条，直通渤海，战时可引海水灌城防、运粮草、排污水……
三年时间，宁远从废墟变雄城。
紧接着，他北推防线，在锦州筑大凌河城，南延至山海关，中间设松山、杏山、塔山三卫，形成“山海关—宁远—锦州”纵深三百里的钢铁链条。
《明史·孙承宗传》赞曰：“承宗以一身系辽事者数年，筑台浚壕，积粟训士，诸将拱手听命，不敢擅动尺寸。”
（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3752页）
但真正让这条防线活起来的，是他慧眼识人、放手用人的胆魄：
✅ 他提拔袁崇焕为宁前兵备道，把刚中进士、毫无战功的28岁青年，直接放在最前线；
✅ 他重用祖大寿为前锋总兵，明知此人桀骜难驯，却当众解下自己佩剑相赠：“此剑斩庸将，亦斩怯将——唯不斩忠勇之将！”
✅ 他启用毛文龙于皮岛，拨粮五万石、火器三千件，默许其“遥制后金腹地”，形成“陆上坚壁，海上奇袭”的立体防御。
他甚至为将领们立下铁律：
“凡边将，不许纳贿、不许虐民、不许虚报兵额。违者，本帅亲执军棍，打满一百！”
——史载，他曾当众杖责三名克扣军粮的参将，打得皮开肉绽，却无人敢求情。
可正是这套行之有效的体系，触怒了朝中权贵。
魏忠贤想插手辽东军饷，派心腹太监索要“孝敬银十万两”。
孙承宗冷笑：“辽东一粒米，要喂饱三千兵；一两银，要铸成三颗铅弹。公公若要钱，不如去后金帐中讨——他们抢得快！”
魏忠贤恨极，指使言官弹劾：“孙承宗专权跋扈，结党营私，私蓄死士，图谋不轨！”
天启皇帝竟准奏。
1625年十月，孙承宗被勒令“即刻离任”，连交接文书都不许写完。
临行前夜，他独登宁远城楼，抚摸着自己督建的女墙，对袁崇焕只说一句：
“城在人在，城亡人亡。我走之后，你替我守着。”
他走后仅一年，高第接任辽东经略，立刻下令：“尽撤宁远、锦州守军，退保山海关！”
袁崇焕抗命不撤，孙承宗旧部祖大寿、何可纲等数十将联名上书：“宁远若弃，山海关即成孤垒！”
高第大怒，削去袁崇焕兵权。
——结果，努尔哈赤立刻挥师宁远，爆发1626年那场生死之战。
若非孙承宗留下的城墙、火器、屯田、军纪、人心，袁崇焕纵有红夷大炮，也绝难守住。
崇祯二年（1629年），“己巳之变”，皇太极破喜峰口直逼北京。
已归乡七年的孙承宗，闻讯星夜奔京，白发苍苍，徒步三百里，鞋底磨穿，双脚流血。
崇祯感动，命他以原官复职，督理京城防务。
他立刻调兵遣将：命祖大寿扼守通州，遣赵率教驰援遵化，自己亲守永定门……
短短十日，京城从混乱转为有序。
清军见无机可乘，只得退兵。
可战后，他又被排挤出京。
这一次，没人再提“辽东”二字。
1638年，清军第四次入塞，兵临高阳。
76岁的孙承宗，散尽家财，招募乡勇三千，闭城死守。
城破之日，他端坐堂上，命子孙取来笔墨，写下最后十六字：
“君恩未报，国耻未雪，身虽死，心不死！”
然后整衣冠，投缳自尽。
全家四十余口，或战死，或自尽，无一人降。
《高阳县志》（清康熙版）悲叹：“承宗死，辽事不可为矣。自是而后，明之亡，非亡于贼，实亡于自毁长城也。”
今天，河北高阳孙氏故居只剩半堵残墙，墙上嵌着一块明代砖，刻着模糊小字：
“天启六年，宁远筑。”
风过时，仿佛还能听见那个声音——
“城在人在，城亡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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