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个玩弄权术的特务头子扔到枪林弹雨的前线当大将军，这命令本身就透着一股子邪乎劲儿。
1948年初，南京国防部那张任命状，把康泽的名字和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的头衔绑在了一起，驻地，襄阳。
消息一出来，军界里那些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的老将们，估计下巴都快掉地上了。
这哪是任命，这简直是把一只养在机关大楼里的狼，突然丢进了猛兽遍地的原始丛林，还指望他能当百兽之王。
康泽这人，在国民党里是块响当当的牌子，但响的方向有点偏。
黄埔三期毕业，根正苗红的蒋介石门生，“十三太保”里头有他一份，复兴社、别动队、三青团，哪一个不是让人听了后背发凉的组织？
他就是这些组织背后那个拉线的人，一个在黑暗中织网，用纪律、监视和铁腕给老蒋巩固江山的角色。
他的本事，全在搞人、搞组织、搞政治上。
可唯独一样，他没干过，那就是正儿八经地带着几万弟兄，在战场上跟人真刀真枪地干仗。
现在，蒋介石就把中原战场的命门之一——襄阳，交到了这么一个“军事门外汉”手里。
这盘棋，下得太险了。
要说康泽这个人，得从他还是个四川安岳县穷小子那会儿说起。
1904年生人，家里穷得叮当响，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
这小子也争气，有股子不认命的劲头，硬是从乡下私塾一路考进了县城中学。
到了1924年，他把全部家当都赌上了，南下广州，考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那地方，就是个大熔炉，进去的是铁，出来的是钢。
康泽在里头混得不错，但他脑子活，很快就看明白了，黄埔这地方将星太多，都想往前冲，光会打仗不一定能出头。
毕业后，他被分到政治部搞宣传，这活儿好像天生就是为他准备的。
北伐的时候，他跟着大部队走，干的都是后勤协调、写写标语的活，真正的枪林弹雨，跟他始终隔着那么一层。
他人生真正的转折点，是北伐打完后，被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
那会儿好多热血青年都往莫斯科跑，觉得那儿是革命圣地。
可康泽不一样，他在莫斯科冰天雪地里待了几年，越待越觉得马克思那套东西不对劲，甚至有点反感。
他心里那杆秤，彻底倒向了国民党，说得更直接点，是彻底倒向了蒋介石个人。
这段经历让他琢磨透了一件事：控制人的思想，建立严密的组织，比战场上拼刺刀管用多了。
一回国，他就找准了门路，死心塌地跟了蒋介石。
他不想当什么威风八面的将军了，他要当老蒋手里那把最快、最黑的刀。
1932年，他和贺衷寒、邓文仪几个人一合计，搞出了后来让无数人闻风丧胆的复兴社。
复兴社这地方，就是康泽的乐园。
骨干全是黄埔出来的，信条就一个：绝对忠于领袖。
康泽在这里头，把他那套组织、监视、审查的本事发挥到了极致。
他不会在地图上排兵布阵，但他会织一张天罗地网，把所有对老蒋有二心的人都网进去。
后来，他又搞了个“别动队”，名义上是打游击的，实际上就是一支干脏活的特务武装，搞“清乡”、搞暗杀、搞情报。
在江西“围剿”红军那会儿，别动队在前头打得血肉横飞，康泽本人却稳坐南昌行营，通过电话和电报遥控指挥。
他特别会做官，懂得怎么把一分功劳说成十分。
1935年土城那一仗，别动队被红军打得损失惨重，结果报到蒋介石那儿的战报，硬是给写成了一场大捷。
就凭这份“战功”，他官运亨通，最后混了个中将军衔。
可军队里的人，眼睛是雪亮的。
大家伙儿心里都清楚，康泽就是个纸上谈兵的。
1941年，他的别动总队要正式改编成正规军，康泽觉得军长这个位子非他莫属了。
结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句话就把他给顶了回去，理由很简单：“康泽没有实际带兵打仗的经验。”
这话就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康泽心里，也让他憋着一股劲儿，总想找机会证明自己。
这机会，一等就等到了1948年。
国民党在战场上被打得丢盔卸甲，兵员紧张，能打的将领死的死，降的降。
蒋介石这个时候，他那多疑的毛病又犯了。
他宁可用一个忠心耿耿但不会打仗的，也不愿意用一个能打但可能不那么听话的。
于是，康泽，这个当年被何应钦断言“没经验”的人，终于等来了他的“机会”，被推上了襄阳这个火药桶。
襄阳这地方，卡在汉水中间，是四川、陕西、湖北的交通枢纽，战略位置太重要了。
康泽没得选，只能硬着头皮去。
他手底下有三个旅，加起来两万多人。
老蒋可能也知道他心里没底，还给他配了个副手，川军出来的老将郭勋祺，这人可是实打实从战场上滚出来的。
可一个搞政治的，一个打仗的，俩人凑一块儿，从第一天起就尿不到一个壶里。
郭勋祺一看地形，就主张把部队拉出去，利用襄阳外围的山地丘陵，层层设防，跟解放军打运动战，消耗对方的兵力。
这法子，是老兵的经验之谈。
但康泽不干。
在他眼里，部队就得像他那些特务一样，牢牢攥在手心里，整整齐齐，听他号令。
把兵撒出去，万一控制不住怎么办？
他固执地选择了最笨、也最符合他控制欲的办法：把两万多人全都塞进襄阳城里，死守。
然后加高城墙，深挖战壕，把襄阳变成一个铁乌龟壳，指望着头顶上的空军能救命。
郭勋祺急得直跳脚，说你这是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康泽根本不听，他不懂什么叫战争的流动性，他只信奉静态的、绝对的控制。
1948年7月2日，中原野战军的炮声响了，襄樊战役开打。
王近山的外号叫“王疯子”，他带着第六纵队，就像一把烧红的刀子，直插襄阳。
战争的残酷，一上来就给了康泽一记响亮的耳光。
解放军先不急着攻城，而是像剥洋葱一样，先把襄阳外围的据点一个一个拔掉。
国民党军组织的反击，冲出去就像把肉包子扔进了狼群，连个响都听不见。
郭勋祺看得心急火燎，劝康泽赶紧趁晚上派支精锐部队摸出去，打乱解放军的节奏。
康泽又给否了，理由是“风险太大”。
他宁可坐在城里挨炮弹，也不敢冒险出击。
7月5日，襄阳城西南的屏障黑虎堰被攻破。
康泽彻底慌了，使出了他当特务头子的老本行——下令放毒气弹。
结果那天风向不对，毒气没吹到解放军阵地上，反而倒灌回来，把自己人熏倒了一大片。
这下子，康泽彻底绷不住了。
那个在办公室里运筹帷幄、阴沉冷酷的“特务之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在指挥部里像没头苍蝇一样来回踱步，一边踢着地上的弹壳，一边破口大骂的疯子。
他骂蒋介石瞎指挥，骂白崇禧的援军是缩头乌龟。
他的这种慌乱，很快就像病毒一样传遍了全城，守军的士气一下子就垮了。
月15日，总攻开始了。
解放军那边用了一种新战术，叫“迫击炮平射、工兵爆破、步兵突击”三结合。
那炮弹跟不要钱似的，直接对着城墙根打，工兵再抱着炸药包冲上去，轰隆一声，坚固的城墙就被炸开一个大口子。
第二天，解放军就冲进了城里，康泽设在杨家祠堂的司令部被围得水泄不通。
听着外面震天的喊杀声，看着窗户映出的火光，康泽知道，他这辈子完了。
他给蒋介石当了一辈子鹰犬，最后却在一场他根本不该来指挥的战斗里，把自己和两万多人的性命都给葬送了。
绝望中，他摸出手枪，顶住了自己的太阳穴。
“司令官！”
一声吼，副司令郭勋祺撞了进来，一把抢下了他的枪。
这个从头到尾被他瞧不起、被他排挤的老将，在最后关头，没让他死成。
没过多久，俩人一起举手，成了俘虏。
襄樊战役，就打了14天，国民党军两万一千多人全军覆没。
蒋介石一开始还不知道，以为康泽“杀身成仁”了，还在南京开会的时候号召大家学习他的“壮烈精神”。
等后来搞清楚康泽是被活捉的，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
在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康泽碰到了不少老熟人，杜聿明、王耀武…
只不过大家现在都是阶下囚。
他在这里待了十几年，每天写检查，交代自己当年在复兴社和别动队干的那些事。
1963年，康泽作为第四批战犯被特赦，后来被安排当了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
他拿起笔，不再是拟定黑名单，而是写回忆录，把他亲手建立又亲眼看着垮台的那些组织的历史写出来，比如《复兴社的缘起》。
1967年12月23日，康泽因心脏病在北京去世，终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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