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城外大雁塔下的寒风格外凛冽。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机要人员抱着一整摞电报小跑而来，其中一封写着“李丕璋”三个字，被特别标注了红色暗号——那是关于一位在长征途中“阵亡”的妇女和失散幼子的意外消息。谁也没有想到，它会掀开一段颇具戏剧性的家国往事。
时间往前推四年。1932年秋，福建长汀“福民医院”里，一双手忙得像压了发条，缝合、包扎、配药，一刻不歇。那双手的主人便是李丕璋，时年二十五岁。因为出身医世家，又常年为红军伤员免费诊治，他在老区已经小有名气。十月下旬，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阴云密布，李丕璋干脆变卖田产，把手里能换来的全部药材装上马车，跟随红军西进。那一别，故里田园荒芜，他也再没有机会见到发妻贾婉素和三岁的儿子李子平。
1935年夏，红四方面军在毛儿盖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合。总医院急缺护理骨干，一道指令送到宣传队，选调女兵充实医疗系统。刚满十八岁的陈雅芝因此走进了李丕璋的视野。姑娘身手敏捷、识字多、胆子大，最初给他留下的却是“绷带漂洗不净”的印象——那次李丕璋当众批评，语气冷得像手术刀，“标准不到，重来！”陈雅芝转身抹泪，却越发用功。短短几个月，她从不会打针到能独立拆线，夜里端洗具走廊奔跑的脚步声，被不少伤员记住。
长征行进在岷州高原时，一个更沉重的噩耗袭来：陈雅芝的亲哥哥因过草地体力衰竭牺牲。临终前，他托同伴何长江转话，“雅芝若在，总医院里请多照应。”何长江是粮秣局局长，与李丕璋交谊深厚。数日后，他凑近李丕璋悄声说道：“医学人才难得，人也好，不妨成个家。”一句话道破心思，两人原本点到即止的情愫便顺理成章。党组织核准后，几张缴获的白报纸写了“革命婚约”，战友们用野花和弹壳做了捧花，婚礼简单却动静不小。
就在新婚不满一年，西安事变骤起。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各路情报瞬息万变。那封写着“李丕璋”的红色暗号电报终于抵达办事处：贾婉素和李子平原来并未遇害，而是被地方保甲押解进县狱，后经地下交通员营救辗转逃生，现落脚福建上杭山区。电报旁批注一句：“该同志家属曾掩护中央机关幼儿，有功。”得到消息时，李丕璋愣了足足半分钟。他握住电报纸的指节发白，只说一句：“我误了人。”陈雅芝低声回应：“先想办法保他们平安。”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随后向延安作了详细汇报。周副主席批示：“人员有功，应予照拂，生活经费定期拨付。”中组部立即着手安排，每季三十元川资汇往福建。当年物资奇缺，这笔钱已足够维持母子温饱。对外口径仅称“革命伤残家属补助”，既照顾实际，也不引来多余猜测。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接踵而至，李丕璋与陈雅芝在总后卫生部辗转晋绥、太行，多次随部队南北奔走。1950年4月，他们调入北京，正式成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干部。百废待兴的首都里，李丕璋仍惦记老家。他向组织请了探亲假，带着陈雅芝一同南下。福建小山村已物是人非，然而木门一推，贾婉素仍用老式短褂站在院里，眼眶一下子红了。多年离合，三人先是沉默，最后谁都没说埋怨的话，只听到“回来了就好”。当晚，两位女性同榻促膝，交头接耳到鸡叫。第二天清晨，院墙外的榕树飘下一片新叶，像悄悄记录着这个重逢时刻。
七天后返京时，李丕璋把已成少年的李子平带走，并替贾婉素留下五百元生活费。那时陈雅芝已育有一女一子，一家老小挤在积水潭一处旧四合院里，凑合得却也热闹。李子平考入干部学校，1961年分配到上海某科研单位。按照干部安置政策，贾婉素被认定为“红军时期革命工作人员”，享受离休待遇，随子调沪，薪金八十元，日子算是稳妥。
厄运来得措手不及。1969年深秋，李丕璋遭诬“附逆”，押往秦城。次年春，噩耗传出，年不过六旬的他病逝狱中。陈雅芝同被隔离，一月后获释。走出高墙时，她第一句话是：“他在哪儿？”无人作答。北京旧宅门扉半掩，冷锅冷灶。她取回几件衣物，将户口迁到上海，与贾婉素一道抚养四个孩子。两位老人约法三章：不谈苦、不怨人，先把娃带大。
1978年11月，国务院文件下达，为在“十年动乱”中受错案牵连的干部发放补薪与抚恤。卫生部工作组登门，将两万四千元现金递到桌上。贾婉素摆手说：“分四等，孩子们各拿一份。”陈雅芝补一句：“政府给的，是李家的血汗，孩子该得。”四个子女却只取象征性的百元红包，其余交回。堂屋里灯泡昏黄，两个白发女人互相扶着出了门，夜风微凉，她们的步子却很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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