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那次大授衔，是解放军历史上头一遭正式评军衔的事儿。北京怀仁堂里，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发命令状，一千多军官从元帅到上尉都领了衔。评定从1952年就开始筹备，标准挺严的，不光看解放战争的仗打得怎么样，还得综合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加上个人表现和资历。四野那边，18位首任军长里冒出7个上将，李天佑、刘震、韩先楚、洪学智、邓华、黄永胜、陈明仁这些人，个个在东北战场上折腾过大阵仗，履历亮堂堂的。
三野的16位首任军长，王必成、聂凤智、陶勇这些人，全都只得了中将，没一个上将的影子。这事儿乍一看挺奇怪，三野在华东打得风生水起，歼敌数还排第一，规模就比四野小点，怎么军长衔位就差这么多？其实，授衔不是简单比谁打仗猛，得看根基。四野那些军长，很多早年在红军里就混得开，抗日时也当过主力干部，资历深得像老树根。
抗日刚结束，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中央就把目光盯上东北，那地方工业底子好，得赶紧占住。9月就下令，从各地调部队和干部北上。罗荣桓带着山东军区的主力走，五个师的精锐，全是115师的底子，早年中央红军的骨干。黄克诚的新四军第三师也去了，那部队也沾115师的光。陕甘宁的萧劲光、周保中的东北抗联、李运昌的冀热辽部队、吕正操的旧东北军，全都凑一块儿。
东北一下子涌进十多万官兵，两万干部，组织框架搭得飞快。四野就这样成了人才大熔炉，红军老底子占大头。军长们想升职，得卷得死去活来，立功次数多得数不过来。邓华就是典型，从纵队司令爬到兵团司令，在一堆牛人里杀出来。相比之下，华东的山东军区精锐被抽走后，只剩宋时轮、陈士榘几个撑场面，三野的军长多从地方游击队爬上来，起步晚，职务低。
授衔时，红军、抗日、解放三段履历是硬指标，四野军长在这上头占优。韩先楚在四平守得铁桶一样，洪学智管后勤稳如山，邓华海南渡海打得漂亮。这些不光是仗，还得有早期积累。三野军长如陶勇济南攻城猛，王必成孟良崮围歼狠，但他们抗日时多在南方坚持，职务没那么高，红军时期参与少，评起来就吃亏。
中央的战略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东北成了重点，人才全往那儿堆。三野在淮海、渡江、上海战役里歼敌最多，贡献大，但军长独立指挥的机会少，多靠粟裕统筹。叶飞、王建安、宋时轮这些升到兵团司令的，得了上将，可首任军长继任者资历就薄了。四野内部竞争太狠，好多军长搁别处能当兵团级，在这儿只能守军长位。
陈明仁是特殊例子，起义过来的国民党将领，在四野当军长，授上将也靠融入和表现。四野的百万大军从白山黑水打到海南，跨十三省，军长们履历全覆盖革命阶段。三野规模大，仗打得好，但军长层面的干部，早年多散在南方八省，组织松散，红军老资格少，抗日时装备差，发展慢。
其实，这差异根子在1945年的调兵遣将上。中央看准东北战略价值，抽调各地精英过去，山东、新四军、陕甘宁全贡献了。四野军长如刘震空军出身，早年红军，抗日指挥大部队；黄永胜在东北机动战里练手。这些人红军时就师级，抗日纵队，解放军长，顺理成章上将。三野的聂凤智、孙继先他们，抗日在华中，职务相当于团营，起步慢了几年。
授衔标准强调综合，战功只是部分，资历和历史表现占重头。四野人才过剩，军长得比别人多努力；三野人才相对均匀，军长升迁容易，但整体门槛低。滕海清、成钧这些，解放战争猛，但红军、抗日段弱。结果，四野7上将，三野0，反映了部队来源和战略倾斜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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