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战犯洗地，钱到账了，人却没了——1948年的上海，江一平在法庭上把“三光政策”说成“善政”，一句话把民族尊严卖了，也把自己后半生活埋。
那天我在旧报纸堆里翻到庭审记录，气得手抖。他开口第一句不是陈述事实，而是替冈村宁次谢罪，说日军“维持治安有功”。旁听席上的学生当场哭了，不是感动，是恶心。谁能想到，五卅运动里替工人免费写诉状的江一平，会变成这副模样。
他爹当天回家把律师袍剪成碎布，边剪边骂：“我教的是法律，不是卖骨头。”老爷子夜里心梗走了，棺材钱还是邻居凑的。老婆把戒指摘下来放在桌上，只说了一句：“我怕做噩梦。”人情就这么散光，连门口卖报的小孩都朝他吐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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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算过，那笔辩护费够买南京路一栋楼。可江一平搬进洋房才发现，电梯里没人跟他打招呼，餐厅侍者故意把汤洒在他袖口。钱能买床，买不到眠；买得到酒，买不到醉。后来他去台湾，带两只皮箱，一只装钞票，一只装诉状草稿，草稿比钞票厚。没人接案子，他就给美军俱乐部写英文信，换几瓶啤酒。死的时候，房东用他剩下的西装抵房租，棺材是义冢提供的，没刻名字，编号三七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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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完材料，把灯关掉，窗外是2024年的夜上海，霓虹闪得比当年更疯。手机屏幕里，有人正给流量明星嫖娼找理由，有人替贪污局长喊冤，文案精致，价码透明。江一平的黑白照挂在网页角落，像一张过期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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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历史没走远，它只是换了个ID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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