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新年的第一缕晨光里，78岁的崔凤祥揣着一张泛黄的捐赠证书，在寒风中沉默伫立。这张证书，是他19年前把家传国宝交给国家的见证，如今却成了他寻找国宝的唯一“寻人启事”。
“我19年前把明代鎏金佛像交给国家，现在它却像从没来过这个世界。”不久前，抖音博主@文物吹哨人发布的这段视频，3小时内播放量破亿，“别让好人寒心”的留言刷满屏幕，让这起跨越近20年的文物失踪迷局，再次刺痛了公众的神经。
时间倒回2006年，59岁的崔凤祥用蛇皮袋层层包裹着家传的明代万历鎏金地藏菩萨像，扛着这尊重39斤、高78厘米的珍品，乘坐绿皮火车颠簸进京。
全程他紧握蛇皮袋未敢合眼，只为护佛像周全。抵达国家博物馆后，研究员侯松园带领五六名工作人员现场接待，细致拍照、称重、核验品相，当场出具盖有公章的捐赠证书，明确标注佛像信息。
面对国博提议的捐赠仪式与奖金，崔凤祥婉言谢绝，直言“捐给国家就安心了”，最终仅收下一件印有国博馆标的纪念瓷器。
这份赤诚，却在3年后迎来转折。2009年4月，崔凤祥带着老伴进京想看看自己捐赠的佛像，得到的答复却是“电脑查无此号，纸质台账未见登记”。从那天起，他开始了漫长的追寻之路。
据老人保存的凭证显示，16年间他先后24次进京，拨打137通咨询电话，最长一次在国博等待近4小时，最终只收到“再等等”的回应。
他租住的6平方米地下室里，最贵重的物品是一只掉漆木箱，里面装满了这些年往返北京的火车票、挂号信回执和通话记录。
随着事件发酵，三大核心疑点浮出水面，让人心生疑惑：
其一，无藏品编号。国博2007年启用新系统，每件入藏文物都会自动生成11位编码并同步到国家文物信息数据库，但崔老捐赠的佛像至今未查询到相关编码记录；其二，无纸质档案。
根据《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文物接收后30日内需完成“建账、建档、拍照、入库”四步流程，可崔凤祥提出复印档案的请求，却被答复“没有相关记录”；其三，无监控说明。
2006年国博老馆已实现硬盘录像全覆盖，若文物转运过程中出现意外，录像本可作为关键凭证，但16年来馆方始终未出示相关监控截帧说明。有不愿具名的前国博研究人员表示，按正常流程，即便藏品注销，也应有“注销报告”和上级批文，绝不会毫无记录。
公众的愤怒与心疼，化作了自发的行动。视频发布后，网友组成“云搜宝”团开展核查：有人将佛像特征“明代、鎏金、地藏菩萨、78厘米”录入公开拍卖数据库，比对2006—2025年317场铜佛专场拍卖信息，未发现高度吻合拍品；
有人查阅国博19年来出版的上百本图录及8次“古代佛教艺术展”展品清单，同样毫无收获。网友@考古小队长评论：“这说明佛像大概率未正式入库，或入库后未留下完整流转记录。”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起事件并非个例。两周前，南京博物院就1959年入藏的仇英《江南春》等5件藏品争议发布通报，称其为“伪作”已按规定处置，但未说明具体流向。目前江苏省文旅厅已牵头成立工作专班联合调查，若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处置。
两起事件接连发生，让公众对文物管理体制的讨论达到高潮。中国政法大学李显冬教授明确指出，若国博无法举证佛像去向，可能涉嫌违反《文物法》《博物馆条例》，主管部门应启动行政调查，必要时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就在公众持续追问中，事件终于迎来一丝进展。2026年1月2日，国家博物馆首次打破沉默，媒体联络部门负责人表示“正在尝试联系崔凤祥先生，沟通正在推进中”。这一回应，让坚守近20年的崔老看到了希望。
老人的新年愿望简单又纯粹，他在贺卡上写下：“找到佛像，拍张照片，洗成12寸，摆在老伴遗像旁边，告诉她——‘国宝没丢，我放心了’。”
截至目前，国博与崔老的具体沟通情况尚未公布。但公众的期待从未改变：不仅是找到一尊佛像的下落，更是要给捐赠人一份交代，给社会一份安心。
要知道，崔凤祥们的捐赠，源于对国家的信任；而这份信任，需要健全的制度、透明的管理来守护。
国博大门外的五星红旗猎猎作响，仿佛在追问：佛像在哪里？答案何时到来？相信随着调查的推进，真相不会缺席。
也希望下一个新年，崔老能对着真正的佛像合十，而不用再举起那张沉重的捐赠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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