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的一个深夜，空军司令刘亚楼盯着桌上那份绝密电报，足足看了五分钟没动窝。
那是斯大林亲自发来的道歉信。
突然"哐"的一声，刘亚楼一拳狠狠砸再桌面上，力道大得把茶杯里的水都震溅了一地。
这事儿太憋屈了。
堂堂苏联最高领导人，在道歉信里竟然把被击落的中国战机型号给写错了。
这哪是单纯写错一个字母，这分明就是没把刚成立的中国空军当回事儿。
这根刺，无情地挑破了当年中苏空军合作中那层看似亲密、实则傲慢的窗户纸。
谁能想到，这起被压了整整三个月的惨烈误击事件，最后竟然成了中国空军不得不咽下去的一枚带血的苦果。
这哪是写错一个字母，分明就是没把咱当回事儿。
把时间轴往回拨三个月。
那时候的上海，霓虹灯底下全是暗流。
国民党的飞机跟吃了药似的，天天跑来搞空袭，把发电厂炸得瘫痪，弄得整个大上海人心惶惶，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为了保卫上海，苏联倒是派来了顶尖的巴基斯基空军师。
但这事儿埋了个巨大的雷：苏联人是来了，带着当时全世界最牛的米格-15喷气式战机，但也带了一股子"老大哥"的傲气。
在他们的雷达屏幕上，只要是不说俄语的，不管是啥，都被默认为是靶子。
悲剧的导火索，其实就是一场荒诞的"听力考试"。
8月9号凌晨，华东空军指挥部里乱成了一锅粥。
情报科本来打了个电话，说是"监视江面可疑目标"，结果这话经过几道转手，传到作战科副科长耳朵里时，味道全变了，成了惊悚的"发现叛舰，立即出击"。
要知道，那时候解放军对"叛舰"这两个字那是相当敏感，这属于不需要请示就能直接开火的最高级别警报。
于是，最要命的一幕发生了。
曾在延安修过飞机的传奇人物、混成旅副旅长刘善本，在那会儿极度紧张的气氛下，只能下达起飞命令。
李熙川，这位从淮海战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王牌飞行员，二话不说带着机组跳进了那架苏制杜-2轰炸机。
这飞机肚子里根本没挂啥毁灭性的重磅炸弹，全是训练弹。
讽刺的是，在那个穷得叮当响的年代，机械师老周为了给战友们压惊，特意再训练弹的空仓里，偷偷塞满了一包包南京老百姓送来的炒米。
本来想着训练完回来大伙能围一块儿打个牙祭，谁知道这包炒米，最后成了这场悲剧里最让人破防的遗物。
当李熙川驾驶着轰炸机笨重地爬升到长江口上空时，地面指挥系统正在上演一出"空城计"。
上海防空司令部的值班参谋，那天早晨偏偏因为吃坏了肚子蹲在茅房里，完美的错过了最佳通报时间。
等他提着裤子火急火燎冲回作战室，苏联那边的防空警报早就拉响了。
这就不得不提当时中苏空军那个堪称"魔幻"的协同机制了。
虽然说是并肩作战的友军，但苏联人防了一手，他们的无线电频率对中国空军是保密的。
也就是说，天上的中国飞行员和地面的苏联雷达兵，完全是在两个频道上自说自话，各玩各的。
在苏军雷达屏幕上，李熙川那架老旧的螺旋桨轰炸机，飞得摇摇晃晃，既没有应答信号，也没按苏军熟悉的战术动作规避，活脱脱就是一个活靶子。
这时候，两架银色的米格-15喷气式战机已经像猎鹰一样从云层里扎了下来。
长机飞行员瓦西里和僚机伊万诺维奇，那都是参加过卫国战争、一直打到柏林的老兵油子。
在他们眼里，这架慢吞吞的杜-2简直就是送上门的勋章。
伊万诺维奇事后回忆这事儿的时候，嘴里还嚼着口香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他说当时确实看到了对方机翼上的红星，但他下意识觉着那是阳光折射，或者是国民党飞机搞的伪装。
毕竟在他受到的教育里，中国空军就是一群"会开飞机的农民"，怎么可能在这么恶劣的气象条件下飞到这个空域？
有时候，要命的不是敌人，是自己人那一通乱传的话。
李熙川直到最后一刻，都以为这是友军的例行伴飞。
他甚至还透过舷窗，傻乎乎地试图向那两架漂亮的喷气机挥手致意。
结果呢，回应他的是23毫米机炮那令人绝望的火舌。
巨大的爆炸声瞬间撕裂了崇明岛上空的宁静，燃烧的杜-2像一只断了翅膀的火鸟，拖着黑烟一头栽向地面。
坠机现场那惨状，让随后赶来的搜索队都不忍心看。
在一堆焦黑的残骸里，最让人受不了的不是扭曲的机身，而是散落在泥土里、已经被烤得焦黑的炒米，那是南京百姓的一片心意啊。
还有一个只剩下半截的笔记本，上面是李熙川在生命最后时刻留下的字迹："长江口无异常"。
这六个字，字字千钧，力透纸背。
他到死都在履行那个错误的"监视"任务，到死都不知道向他开火的竟然是自己的盟友。
这起事故在当时被列为顶级绝密，调查报告压了整整三个月才敢往上报。
为啥？
因为这背后牵扯的政治博弈太复杂了。
苏联专家一口咬定是中国飞机没开敌我识别装置，甚至嘲笑中国飞行员不懂规矩。
但刘亚楼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个所谓的"规矩"，苏联人从来就没真正教过中国人。
早在1947年大连秘密航校时期，苏联教官在被问到怎么区分敌我时，只是傲慢地拍拍机翼上的红星说："这就够了。
但这起带血的事故，像一记响亮的耳光，彻底打醒了年轻的中国空军。
它让我们明白，国防安全的核心技术，靠买是买不来的，靠"老大哥"的施舍更是痴人说梦。
从那以后，中国空军开始疯了一样地钻研敌我识别技术，制定了近乎变态严苛的空域管理条例。
可以说，后来在朝鲜战场上那个令美国人都胆寒的"米格走廊"，其严谨的作战纪律，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崇明岛坠机现场的残骸里总结出来的。
斯大林的道歉电报虽然来了，那个把型号写错的细节，却被刘亚楼特意在会议上反复提及。
他告诫所有指战员，如果不强大，在别人眼里，你连作为一个准确的"代号"存在的资格都没有。
尊严这东西，靠别人施舍不来，得靠拳头打出来。
故事的最后，还得说回那个人。
南京雨花台的烈士墓地里，后来多了四块石碑。
守墓的老大爷记着，有个穿着列宁装、剪着短发的年轻女人，每个月初都会来，哪怕刮风下雨都不耽误。
她不哭也不闹，只是静静地在墓碑前摆上四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
这个女人就是李熙川新婚才三个月的妻子，一个苏州姑娘。
她以前总喜欢站在机场外的铁丝网边，等着那个开飞机的男人落地。
男人曾答应她，等这仗打完，把台湾解放了，就带她回老家开个面馆，安安稳稳过日子。
这碗面，一摆就是好多年。
那个关于面馆的承诺，最终和那架杜-2轰炸机一起，在1950年的那个清晨，化作了长江口永远无法消散的晨雾。
历史书上或许只会有冷冰冰的一行字："8·9误击事件"，但在那个苏州姑娘的心里，那是她整个世界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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