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的鸭绿江边，那是真热闹，几十万大军整整齐齐往回撤，又是鲜花又是口号，老百姓嗓子都喊哑了。
可就在这普天同庆的时候，志愿军政治部的桌案上，冷不丁冒出一份差点让首长血压升高的申请书。
这事儿出的太邪乎了，申请人叫王兴复，他不求升官，不求发财，就求一件事：不想回中国了，能不能把国籍销了，让他留在朝鲜当个老百姓。
这操作在当时绝对是惊天动地，要知道那是政治挂帅的年代，这不就是拿前途和脑袋在开玩笑吗？
要是去翻那些大部头的史料，你估计很难找着王兴复这三个字，毕竟当年那是英雄遍地的时代。
但这哥们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夹缝里，硬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孤本。
他是整个抗美援朝结束后，唯一一个经过官方盖章、合法滞留并且跟当地姑娘结婚的志愿军战士。
这事儿有多难？
那时候部队纪律那是铁打的，“三条高压线”里头最粗的一条就是严禁和朝鲜妇女谈恋爱，违者那是军法伺候。
那么问题来了，这王兴复到底是有多大的神通，能让铁律给他开了个后门？
这事还得从一九五三年说起。
那时候仗刚打停，那地方惨得都没法看，平安南道江东郡的石岭村，基本就是一片瓦砾堆。
王兴复是个搞后勤的兵，任务就是帮着老乡修房盖屋。
就在那片废墟里，他碰上了才17岁的吴玉实。
这一家子那是真惨，俩哥哥没了，爹也没了，就剩个老娘守着个随时能塌的破房子。
王兴复一开始也就是觉的这母女俩太可怜，出于阶级感情搭把手。
那会儿哪有什么风花雪月啊，都是为了活命。
王兴复帮着挑水劈柴，最绝的是，他看吴玉实大冬天光着脚干活，愣是把自己部队发的胶鞋省下来给了她。
俩人语言还不通，全靠瞎比划，但这并不妨碍感情升温。
慢慢地，这种“军民鱼水情”就变了味儿了。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那种时候的爱情，不是请客吃饭，是拿命在赌。
这颗雷，一埋就是五年。
等到一九五八年撤军令一下，所有人都炸锅了，打包行李准备回家抱老婆孩子。
这对于王兴复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摆在他面前就两条路：要么回国，老婆孩子热炕头，但这辈子肯定见不着吴玉实了；要么留下，但这代价太大了，那时候没跨国婚姻这说法，想留下就得脱军装、退国籍。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体会不到，那时候的国籍不是一张纸，那是命，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喘气的资格。
王兴复整宿整宿睡不着，最后把心一横，递交了那个让所有人破防的申请。
当时领导找他谈话，估计桌子都拍烂了，大概意思就是你小子是不是疯了，为了个女人连祖宗都不要了？
王兴复也不吭声，就跟个石头桩子似的杵在那，谁劝都不好使。
这局面僵持不下，最后还是吴玉实的老娘打破了僵局。
这老太太也是个狠人，给志愿军高层写了封信，也没说别的，就说家里男人都死光了，就剩这一个女儿，要是把他俩拆散了，这一家子也就完了。
这话说的太重，加上当时中朝那个“鲜血凝成的友谊”，这事儿直接上升到了外交层面。
最后你猜怎么着？
居然特批了。
王兴复交了枪，脱了军装，看着战友们的卡车卷着尘土开走，自己成了个没有身份的“外国人”。
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他在那边当过小学老师，后来又去养牛。
他和吴玉实生了七个孩子，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清苦。
每到晚上，这老爷子就爱蹲村口抽烟，死死盯着北边看。
那是他老家海城的方向。
这种日子一过就是二十年。
从一九七零年开始，王兴复就开始琢磨着想回国。
第一次申请就几个字：“母亲年老，盼归。”
结果信寄出去就跟石沉大海一样。
那会儿形势复杂，谁敢碰这烫手山芋？
这一等就是十年，第11次申请的时候，已经是1981年了。
那会儿国内改革开放了，政策松动了，这事儿才算有了转机。
1981年夏天，王兴复拖家带口一共九个人，坐着火车跨过鸭绿江大桥。
当火车停在丹东站，看着站牌上那个巨大的汉字，这个在异国他乡硬抗了半辈子的汉子，直接跪在站台上，哭得跟个泪人似的。
这就叫，前半生为了爱人背井离乡，后半生为了乡愁拼命回游。
回国后，政府也没亏待他，恢复了国籍，还给安排了工作。
那个地道的朝鲜媳妇吴玉实，后来甚至学会了包饺子、说东北话，彻底变成了个中国大妈。
王兴复这辈子，没炸过碉堡，没堵过枪眼，甚至还在档案里留下过“退籍”的记录。
但他用一辈子的时间，把一个普通人在大历史下的无奈和坚持，演绎得淋漓尽致。
参考资料：
萨苏，《铁在烧：抗美援朝战争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
王兴复口述档案，《志愿军老兵回忆录》，辽宁省档案馆藏，1985年。
双石，《开国第一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
一九九六年，王兴复因病在辽宁海城去世，享年65岁，葬在了老家的祖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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