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纸加急通告，废了8月15日胜利日？
这迟到的19天，才是中国给日本人立下的真正规矩
1951年8月13日，一份加急通告摆在了政务院案头，只有短短几百字，却要把四万万中国人喊哑了嗓子的8月15日给“否”了，取而代之的是晚了19天的9月3日。
这不是改个日历那么简单，为了这两个数字的变动，中国整整等了19天。
很多人不理解，鬼子都投降了，还在乎这一两天？
其实，这根本不是日历翻页的事儿，这是从“敌人说不打了”到“敌人签字画押认输”的要命区别。
这事儿吧，得先说回1945年那个热的要命的夏天。
大家都记着8月15日这一天，那是刻在骨头里的记忆。
当时收音机里传来那个带着电流杂音的广播，日本天皇裕仁哼哼唧唧地读那份《终战诏书》。
老百姓一听“不打了”，那是真高兴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终于不用钻防空洞了，这高兴劲儿谁都能理解。
可是，咱们要是把这所谓的“终战诏书”拿出来细品，你就会发现这日本人有多鸡贼。
整篇稿子，几百个字，居然从头到尾没提“投降”这两个字！
人家说的是啥？
说是接受《波茨坦公告》，还把自己发动战争美化成是为了“求帝国之生存”。
这哪是认输啊？
这分明是说：“我不跟你们玩了。”
更要命的是，这只是个广播。
对于当时散落在亚洲各个山沟沟里、手里还握着枪的几百万日军来说，这玩意的约束力太差了。
就在天皇广播后的那几天，华北、东北好多地方的鬼子还在开枪，理由特硬气：“没收到正式命令，这广播不算数。”
如果你真把8月15日当胜利日，那就等于承认了敌人的口头承诺就是法律。
只谈8月15日，那是日本自己找台阶下的“终战”；谈9月3日，才是全世界把刀架在他脖子上逼出来的“战胜”。
真正的“钉棺材板”时刻，其实是在半个月后的9月2日。
那个场面比广播要解气多了。
地点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
那天上午9点，日本外相重光葵，就是那个被炸断了一条腿的家伙，拖着那条沉重的假肢，一步一步爬上舷梯。
全世界的镜头都对着他，看着他哆哆嗦嗦地在那份《降伏文书》上签字。
这可不是简单的签个名，这是立字据。
紧接着，徐永昌将军代表中国，跟美、英、苏这些国家的代表挨个签字。
那一刻，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比8月15日的广播声响亮一万倍。
因为这意味着：这不是你不想打了，而是你被彻底打服了，全人类都看见了，想赖账？
门儿都没有。
按照国际惯例，签完字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3日，才是战争在法律层面真正结束的第一天。
这就好比你去买房，谈好价格不算数，得过了户、拿了红本本，那房子才真正姓你的。
胜利从来不是敌人恩赐的口头支票，而是要靠拳头打出来，再用白纸黑字钉死的铁案。
那既然9月3日这么重要，为啥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1949年的文件里还短暂地提过8月15日呢？
说白了，那是为了照顾大家的情绪。
毕竟当时大多数老百姓不懂什么国际法，就记着那一天的狂欢了。
但到了1951年，形势变了。
抗美援朝打得正凶，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跟人斗智斗勇，发现这就不是讲感情的时候，得讲法理。
政务院那份通告写得特别清楚：“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
这就是在纠错，更是在向世界表明态度：新中国办事，那是丁是丁、卯是卯。
咱们不搞模糊那一套，必须得按规矩来。
这19天的时间差，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开始在国际规则里确立自己地位的手段。
你现在回头看，这步棋走得太对了。
现在的国际上，总有些杂音想翻案，想把侵略历史搞得模模糊糊。
这时候，9月3日那张签字投降书，就是最硬的“收据”。
如果咱们自己都把日子过混了，那不是给人家递刀子吗？
2014年国家立法把9月3日定为法定纪念日，2015年那场大阅兵，还有明年就要来的抗战胜利80周年，都在反复强调这个日子。
从8月15日听到广播的狂喜，到9月3日看着敌人低头签字的冷静，这中间的19天，是中国人从感性回归理性的过程。
这中间有信息的滞后，有战场的零星交火，更有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
把纪念日死死钉在9月3日，就是告诉后人，别光记着高兴，得记着这胜利是怎么落袋为安的。
这就是大国的规矩：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更重要的是，得让你按了手印才算数。
如今，大家都习惯在9月3日这天看阅兵、听礼炮。
而在那一年的东京湾，徐永昌将军签完字抬头看天，大概也是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
参考资料：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规定九月三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通告》，1951年。
徐永昌，《徐永昌日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
日本外务省，《大东亚战争终结之诏书》（终战诏书），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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