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初,台北阳明山上的草山行馆,气氛比往常更加凝重。

病榻上的蒋介石,收到了一个让他半天没说出话的消息。

这个消息就一句话:大陆那边,要把所有在押的国民党将军都放了。

据身边人说,他听完后,脸色发白,许久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这是要我的命啊!”

一张纸,几行字,从北京发出来,没用一枪一炮,却像一颗炮弹,直接打进了这位老人的心窝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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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不只是放几个人那么简单,这是一场摆在明面上的较量,比的是人心,赌的是道义。

要把这事儿讲明白,得先把镜头拉回北京。

时间是1975年,一份关于处理最后一批在押国民党战犯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

报告上列着293个名字,都是关押了二十多年的硬茬,级别最低的也是县党部书记长。

报告拟定的方案很常规,就是按老规矩,表现好的放,剩下的继续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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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管事的人琢磨着,这最后一批都是些“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儿,不好办。

就在大家伙儿为这事儿伤脑筋的时候,毛泽东发话了。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这话一出,屋里的人都愣了一下。

全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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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留?

这魄力可不是一般的大。

接着,他看到了报告里写的,给释放人员每月十几二十块钱的生活补助,他用笔在旁边画了个圈。

“气魄太小了嘛!

我们每月拿一百五六十元,给他们三十元,怎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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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他们也有家,他们能没有朋友?”

他干脆利落地拿起笔,加了几条指示:每人发新制服装,发一百块钱零花。

愿意回台湾的,给足路费,提供方便。

去了台湾想再回来,我们还欢迎。

开个欢送会,请统战部长吃顿饭,多搞几个菜,有鱼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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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笔下去,事情的性质就全变了。

这不再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处理,更像是一种姿态。

这姿态明明白白地告诉所有人,尤其是对岸:这场仗,我们不仅打赢了,在做人做事的气度上,也赢了。

这股自信的底气,是从哪儿来的?

看看抚顺战犯管理所里那个最有名的“顽固分子”黄维,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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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黄埔一期毕业,蒋介石的嫡系,被俘前是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

进了功德林和抚顺,他就跟所有人拧着干。

让他写悔过书,他提笔写自己“亲率数万健儿,与共军大战于淮海”,一点认输的意思都没有。

别人都在学习改造,他一头扎进了自己的世界,非要发明“永动机”。

管理所看他痴迷,还特批经费,给他买实验器材,就当是给他找个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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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里门儿清,他这是在用一种另类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合作。

他觉得,自己是“忠臣”,绝不“事二主”,就等着哪天“杀身成仁”。

机会很快就来了。

他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在当时这病基本就是绝症。

黄维躺在病床上,心想这下总算可以“殉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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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定,作为他的“死敌”,共产党不可能真心救他。

可接下来的事,让他彻底懵了。

周恩来亲自过问他的病情,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治疗。

当时特效药链霉素国内奇缺,都是从国外高价买来的。

管理所硬是给他凑足了药量,伙食标准也提到了最高,鸡蛋、牛奶、肉,一天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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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护士照顾他,没半句废话,就是治病救人。

几个月后,黄维被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身体好了,心里的那堵墙却开始晃了。

他想不通,自己坚持的“忠义”,和对方展现出的这种“仁义”,到底哪个才是对的?

病好后,他向管理所提了个要求,想去看看当年淮海战役的战场,特别是共军的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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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被带到那个位于几间破土房里的指挥所时,他彻底说不出话了。

屋里就几张烂桌子、破椅子,墙上挂着几张手绘的粗糙地图,连个沙盘都没有。

他站了很久很久。

他想起了自己当年金碧辉煌的司令部,美式装备,无线电台。

可就是在这间土屋里,他的精锐兵团,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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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他心里最后一点傲气,彻底垮了。

他转过身,长叹一声:“国民党不败,天理难容!

我黄维,输得不冤。”

黄维的这个转变,不是个例。

当这批像黄维一样,心里彻底服了的人被放出来,他们本身就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一股足以让对岸坐立不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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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赦令一下,293人中,有10个级别最高的将军,联名申请回台湾。

这一下,皮球被结结实实地踢到了台北的脚下。

接,还是不接?

这是个要命的难题。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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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等于承认大陆那边讲人道、有气度。

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宣传的“赤色炼狱”“杀人如麻”不就成了笑话?

岛内的老百姓怎么看?

那些跟着自己跑过来的老兵怎么想?

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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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麻烦。

这10个人,都是党国将领,为党国卖过命的。

现在人家想回家,你当家的不让进门,这叫什么事?

传出去,寒了多少人的心!

更要命的是,这10个人里,有好几位早就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阵亡将士”,牌位还好端端地供在“忠烈祠”里,每年还有人去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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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是活生生地回来了,等于自己打了自己的脸。

这“烈士”复活的戏码,让当局怎么跟民众交代?

当时主事的蒋经国,想来想去,最后用了一个最笨的法子:拖。

他们通过香港的渠道放话,说这些人是“统战工具”,是“间谍”,要回来可以,但必须先在报纸上发表“反共声明”,痛骂共产党,还要接受严格的“政审”。

这招一出,尽显心虚和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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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将军,在大陆的监狱里待了二十多年,没被当成敌人,反而被治好了病;如今想回自己“效忠”的阵营,却被当成了“叛徒”和“间谍”。

这10个人在香港一等就是好几个月,台湾那边就是不松口。

原国民党六十八军军长、陆军中将刘镇湘脾气火爆,直接对着记者开骂:“我们在那边都没有被审,回这边倒要被审,这是什么道理!”

悲剧终究还是发生了。

原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少将师长张铁石,在香港苦等无果,精神彻底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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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家人写下遗书,字字泣血,控诉自己的失望和绝望,然后关上房门,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张铁石的死,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台北的脸上。

国际舆论一片哗然,都在指责台湾当局不近人情,刻薄寡恩。

这一场看不见硝烟的仗,台湾输得一败涂地。

剩下的9个人,也彻底看清了对岸的嘴脸。

原国民党青年军二〇四师师长覃异之,对着送行的记者,只留下了一句话:“我们这些人,都是蒋介石的棋子,没用了,就被扔掉了。”

最终,这9个人里,3人选择返回大陆,4人远走美国,剩下的2人留在了香港。

无论他们去哪里,大陆方面都信守承诺,给足路费,安排妥当。

这种从容和坦荡,和对岸的猜忌与小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多年以后,那个曾经一心要搞“永动机”的黄维,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在北京的会场里参政议政。

而台北“忠烈祠”里他的那个牌位,早就被悄悄地撤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