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少英
八岁那年的一天，我和三个小伙伴相约到河里捞鱼。河水深浅不一，浅滩处成群的小鱼游弋其间，五颜六色的身影格外好看。我们的捞鱼工具是家里筛粮用的铁丝网筛子，每次，总能捞上三四十条，而后，几个人分好，装进罐头瓶里带回家饲养，等鱼没了，便再去河边。
一阵羊叫声突然传来，我抬眼望去，不远处的草丛里卧着一只白羊，旁边的土窝中，还坐着一个人。河岸的草长得十分茂盛，高处的草丛足以将孩童完全遮挡。正当大家捞了几十条鱼，一个小伙伴满足地提议回家时，我却把他们仨招呼到一起，指着那只白羊和旁边的人影，示意过去看看——孩童的好奇心总是难以按捺。其中，姓魏的小伙伴对此不屑一顾，说那是老杨头，离他家不远，没什么好看的，劝大家赶紧回家。可我是这群孩子里的主心骨，他们向来都听我的，尽管有些无奈，最终还是跟着我悄悄凑了过去。
那人看上去约莫六十来岁，和我爷爷年岁相仿，面容苍老，干瘦的脸上架着一副只剩一条镜腿的眼镜，花白杂乱的胡子随意贴在唇边。他身上那件背心早已看不出原本的颜色，灰白相间，透着几分落魄。白羊再次叫了一声，老人抬起头，透过眼镜上方的空隙，打量着我们几个孩子。他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主动招呼我们过去，那模样全然不似生人，反倒透着对孩童的喜爱。我们见状，便围到了他的身边。
老人环顾着我们，询问起各自的家世，四个孩子七嘴八舌地报上姓氏，我是最后一个回答的。他挨个摸了摸我们的脑袋，动作里满是慈爱。我瞥见他手中拿着一本发黄的竖排书籍，便忍不住问他，会不会讲故事。老人笑着点头，说自己会讲很多故事，还提议先出一个灯谜，考考我们，看看谁最聪明。我们互相对视一眼，纷纷点头应允。
“灯笼大，大灯笼，灯笼上竟窟窿。”老人慈爱地看着我们，可四个小脑袋却一个劲地摇着，全然摸不着头绪。我喃喃自语，觉得满是窟窿的灯笼怕是坏了的，老人闻言投来启发的目光，我茅塞顿开，脱口而出“破灯笼。”老人赞许地夸我聪明，又问起我的年纪，我带着几分骄傲回答八岁，他再次摸了摸我的头，眼角的皱纹里都透着笑意，另外三个小伙伴也在此刻恍然大悟。之后，老人又和我们闲聊了几句，见天色渐晚，便催促我们赶紧回家，叮嘱我们别让父母惦记，要做懂事的好孩子，还答应以后再给我们讲故事。我不舍地问起他的名字，他和蔼地告知自己叫杨凤祥，让我们以后喊他杨爷爷。离开时，四个孩子都一步一回头，满心都是对这位既显古怪又格外和善的老人的好感，我更是满心期待着他日后讲的那些故事。
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我把捞来的小鱼倒进小瓶里，却遭到了母亲的严厉责骂。母亲警告我不准再往河边跑，生怕发大水时把我冲走。即便挨了骂，我心里也清楚，等鱼没了，自己多半还是会再去捞。我忍不住跟母亲提起杨爷爷，骄傲地说，他人特别好，认识很多字，还会讲好多故事。可母亲一听“杨爷爷”这三个字，脸色瞬间变了，焦急又带着几分害怕地说那是个“坏蛋”。我当即反驳，直言杨爷爷是个好爷爷，那时的我全然不懂母亲为何会有这般评价。母亲却态度坚决，严肃地告诫我，以后不准再和他见面，否则，就要狠狠打我。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虽不敢再去见杨爷爷，可他的身影却始终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某天，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喊着“老吴家那小孩儿。”我回头一看，正是杨爷爷，那只白羊甩着尾巴，颠颠地跟在他身后。想起母亲的警告，我下意识地低下了头，不敢正视他。杨爷爷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走上前拍了拍我的肩膀，直言问我，是不是怕他这个“坏蛋。”这话竟和母亲说得一模一样，我满心疑惑地抬起头看向他。他又邀请我去他家坐坐，眼神直直地望着我。或许是出于对他的敬佩，或许是骨子里的淘气胆大，我终究没有拒绝，跟着他往家里走去。
杨爷爷的家是两间小土屋，窗户用纸糊着，只留了一块不大的玻璃，院子里种着些家常蔬菜，没有栅栏，靠墙的地方长着一棵樱桃树，枝头挂满了果实，成了院子里最亮眼的风景。屋里光线有些昏暗，却收拾得洁净整齐，还弥漫着淡淡的书香，让人精神一振。一面旧书柜几乎占满了后墙，柜子上摆满了书，一看就修过很多次；掉茬的花色瓶子里插着几支长短不一的毛笔，纸糊的顶棚下，挂着一个鸡蛋大小的灯泡。杨爷爷亲切地招呼我坐下，我却忐忑不安，只敢把屁股轻轻搭在炕边，脑海里一会儿闪过母亲的警告，一会儿又满是对眼前这位老人的不解。
杨爷爷端来满满一碗樱桃放在炕上，说樱桃很甜，自己吃不完，年年都要浪费不少，让我尽管吃。他还记得我喜欢听故事，直言今天要让我听个够，还说从我第一次见他，就觉得我比别的孩子聪明，很是喜欢我。之后，他便给我讲起了一个又一个故事，三国、西游、水浒，还有罗成、杨家将的事迹，全是些英雄豪杰的故事，听得我格外过瘾。聊着聊着，我突然想起屋里只有他一个人，便问起他的家人，为何没见过奶奶和儿子。听到这个问题，杨爷爷摘下眼镜，掏出手绢不停地擦拭眼泪，哭得格外伤心。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开口，说自己如今孤身一人，两个儿子都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牺牲了，一个也没能回来；妻子因为过度思念儿子，哭瞎了眼睛，两年前也撒手人寰，去找儿子了。
说到此处，他反倒止住了哭声，望着窗外长叹数声。我好奇地问抗美援朝是什么，是不是打仗，杨爷爷眼中瞬间有了光彩，语气兴奋地告诉我，那是和美国鬼子打的仗，是为了保家卫国。我由衷地赞叹他什么都知道，他笑着说自己是教授，是教大学生的。可“教授”是什么，我全然不懂，只懵懂地以为长大了上学就能成为大学生。杨爷爷见天色不早，轻轻搂了我一下，催促我赶紧回家，免得母亲担心。从那以后，我便常常偷偷往他家跑，有时还会在他家吃饭。
第二年，我踏入了小学的校门，随着学识渐长，杨爷爷以前讲的很多事情，我都慢慢明白了其中的深意。每当遇到学习上的困难，无论是语文还是算数，我都会去找他请教，他讲得条理清晰，比老师讲的还要易懂。转眼到了1977年，动荡的岁月已然过去，国家走上了正轨，处处都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某天，杨爷爷特意把我叫到他家。那时他已经七十一岁，身体大不如前，明显得了重病，可无论我怎么问，他都只是搪塞过去，不愿多提。好在他家的条件比以前好了不少，他的侄女也过来照顾他的起居。他问我如今念到了八年级，又问及我对考大学的想法。这个问题让我一时语塞，我还有一年才能参加高考，且对自己毫无信心，从未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杨爷爷虽身体虚弱，坐久了都会难受，却依旧不忘鼓励我，说我赶上了好时候，未来只会越来越好，只要相信国家、努力拼搏，就一定能有好前途。他还说，从我第一次出现在他眼前，就觉得我是个有出息的孩子。我郑重地向他承诺，一定会努力，绝不辜负他的期望，此刻我才真正明白这些年来他对我的良苦用心。
我忍不住提起，我们已经相处了十年，我曾多次询问他的历史和经历，可他始终不愿告知，这是我心里多年的一道坎。杨爷爷叹息着说，不是他不愿说，只是那些都已是过去式，人若是总活在过去的阴影里，就再也看不到希望了；恩恩怨怨自有定论，公道自在人心。他坦言自己是老党员，从小就参加革命，叮嘱我人这一辈子，绝不能忘了信仰。说到此处，他仰天长啸一声，将我紧紧搂进怀里。那一刻，我真切地懂得了什么是高风亮节，什么是百折不挠，这便是一位老知识分子、老党员身上最动人的情操。
1978年7月的一天，我放学回家的路上，无意间听到有人议论，说十队的老杨头没了。我浑身一震，下意识地觉得说的就是杨爷爷——前几天就有消息说他病得很重，有时甚至神智不清。那段时间，为了冲刺高考，学习任务格外繁重，我一直没能抽出时间去看他，没想到竟会传来这样的噩耗。我不顾一切地朝着他家的方向飞奔而去。
院子里已有十几位穿着干部模样服装的人在忙碌着，门前停着一辆吉普和一辆救护车，墙边立着两个硕大的花圈。我冲进屋里，被人拦了下来，忍不住哭喊着“杨爷爷。”对方让我冷静下来，告知他们是公社的工作人员。我擦干眼泪望去，只见炕上躺着的杨爷爷双目安详闭合，他的侄女已经帮他刮净了胡子，比平时整洁了许多，身上穿着一身中山服，盖着一面鲜红的党旗。我瞬间明白了一切，泪水再次汹涌而出——这面党旗，想必是他一生的心愿。
杨爷爷去世的第二年，我成功考上了大学，还是一所重点大学。十年的忘年之交，十年的谆谆教诲，这份跨越年龄的真情，早已深深镌刻在我心底，成为一生难忘的记忆。而杨爷爷，这位用一生坚守信仰、用温情照亮我成长之路的引路人，也永远活在了我的生命里。
【作者简介】吴少英，东北财经本科毕业，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曾发表于《辽宁日报》《营口日报》《沈阳晚报》《德州晚报》《燕赵老年报》《快乐老年报》《老年康乐报》《新报》《大江晚报》《阿里文学》《辽北文学》等。2023年10月曾接受铁岭市广播电台文学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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