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 | 中国哲学何以需要史料学|中国哲学何以需要史料学|冯友兰|哲学史|文献学

对当下中国哲学研究而言，史料学应突破以往的藩篱，在更广阔的文本范围中发掘中国哲学的特质与潜力。

原文：《中国哲学何以需要史料学》

作者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王晋卿

图片 |网络

重思中国哲学与史料学的关系

近来，何俊教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出版，为在中国哲学研究不断自觉的背景下重思中国哲学与史料学的关系提供了恰切的契机与新的视野。自胡适、冯友兰撰写中国哲学史以来，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一直或隐或显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一多半都在讲史料问题，而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有奠基性意义。此后，张岱年、萧萐父、刘文英、商聚德等皆有相关著述。纵观百余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史料学不仅是完善已有史料、增补新发掘史料，而且随着学界对中国哲学认识的变化而变化。这一变化对史料学具有根本性意义，因此，史料学著述的出版多值中国哲学发展的关键时期，而当下中国哲学研究日新月异，新史料学著作可谓正当其时。

然而，在哲学与历史两个领域内，分别与中国哲学对照的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的研究虽同样需要材料，却并不存在同等意义的西方哲学史史料学与中国思想史史料学。既如此，中国哲学何以需要史料学？中国哲学又需要什么样的史料学？

中国哲学与史料学的亲缘关系

中国哲学与史料学的亲缘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首先，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着确证相关传统典籍具有哲学性的工作。在传统中国，哲学与历史、文学以及更广泛的精神活动交织在一起，现代学者从诸精神活动交织于一体的文本中梳理出哲学，必然涉及文本择取问题。文本择取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首要工作，也是最关键的工作，它不仅要求选择相关文本，还要求阐释所择取文本的哲学性，即为选择该文本提供理由与辩护。不同时代、不同学者对何为中国哲学的理解不同，所择取的文本与提供的理由亦不同，正由于此，不同学者心中有不同的史料学，不同的时代也呼唤着不同的史料学。在另一个角度上，择取哲学史料的过程也是确证中国哲学的过程，在学者们所择取的史料中，我们可以见到其对中国哲学的理解。进一步看，文本择取之于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并不同样存在于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的研究之中。两者都不需要通过史料的择取来确证自身，是以，两者的研究虽同样需要史料，但并不需要有相应的史料学。

其次，自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确立以来，中国哲学长期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式来展开。由此，哲学史料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便不可或缺。对初学者而言，尤其如此。为方便哲学专业学生迅速掌握繁复的史料，需要有史料学的课程，以绍述重要典籍的内容并训练学生解读文本的能力。这种训练涉及两个哲学之外的范畴：其一是文献学和小学的训练，其二是培养对文本的历史意识。就前者而言，虽然哲学史上常有创造性误读的经典案例，但专业的哲学研究者需要如其所是地理解哲学家与哲学文本，在这个层面，哲学研究者虽不需要成为文献学家、小学专家，但由版本、校勘、辨伪以保证文本的真实性，以及由文字、训诂、音韵以通达义理的进路仍然是必须的。就后者而言，注重文本的历史性，并非要将哲学问题还原为历史问题，而是要使相关的哲学讨论具有历史的厚度，避免脱离历史语境的空疏之论。当下哲学教育的专业化倾向越来越重，哲学专业学生在文献学、小学以及历史意识等方面的训练愈加欠缺，关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讲授便显得愈加重要。

最后，哲学史料的择取与解读不仅关系着中国哲学史层面的中国哲学研究，还关乎现当代中国哲学自身的进展。中国传统哲学常采取“述而不作”的注解方式来推进，现当代中国哲人大多仍受传统影响，秉持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接着讲”的精神。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是不专门研究哲学史而直接构建哲学体系的金岳霖先生，也采取了“旧瓶装新酒”的方式，而哲人之所“接”与所选用之“旧瓶”皆源于他们认定的属于哲学范畴的传统中国的著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当代中国哲学的推进同样关乎哲学文本的择取与认定问题，即关乎史料学。在当下中国哲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强调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有不同的对待问题的进路，但大多数讨论仍极为重视传统哲人的著述，并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论题与材料，且特别重视利用传统哲思来推动对现代问题的思考。可以预见，至少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段内，中国哲学的推进仍将与哲学史料保持着亲缘关系。只不过，随着对中国哲学本身理解的变化，人们对哲学史料的理解也必然发生变化。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仍有生命力

何俊教授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一方面在选材上不再限于子书，凡传统经史子集、类书、丛书以及现代出土文献皆在作者的视野之内；另一方面在整体排序上不再以年代、人物为准，而是以经传、诸子、史籍、文集、佛道的顺序加以排列。前者拓宽了中国哲学的研究视野，后者则回到了目录学的传统。两者的目标都是在中国哲学原初坐标系中发掘自身的内生性问题，不再依傍西方知识架构来剪裁中国哲学，所谓“取其精神内核而超越知识形态”。当下中国哲学研究的诸多成果都展现出这一精神取向，例如陈少明教授对《兰亭集序》的分析，贡华南教授对酒哲学的探索等。这些研究所用材料远超此前所谓哲学史料的范围，从而极大拓展了既有的研究范畴。贡华南教授特别自觉于文本选材问题，他说：“作为基本生活之物，酒与不同层次的活动关联，有些进入经典文本，更多的散落在与生存感受直接相关的诗词歌赋、笔记小说甚至芜杂的野史中。因此，本书的取材非唯经史，亦不限于子集。但是，不管出于何种文本，酒以及与酒相关的活动总是被反复地经验与实证，被深刻领悟与深度思考。”依此，仿照“六经皆史”的讲法，可谓“四部皆哲学”，即凡是具有精神性的文本，都可以成为哲学关注的对象。

不过，若四部皆哲学，哲学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的区别何在？实际上，哲学与思想史的区别不仅在于研究对象，更在于研究方式，即是以哲学的方式关注一般性问题还是以史学的方式关注思想的演历。进而，取材于四部并不意味着所有文本都具有同等的哲学性，只是说研究者应善于洞察被传统认为非哲学文本的哲学性，并发掘其哲学潜能。归根结底，“取材非唯经史，亦不限于子集”仍然意味着要“取材”，只要还需择取材料，那就需要史料学。这个意义上的史料学不再是一种基础性文本绍述行为，亦不再是对哲学初学者所进行的文本阅读训练，而是一门高明、深刻的眼力学，其所考察的不是研究者对文本的熟稔度，而是研究者对文本哲学性的洞察力。在理想状态下，每位成熟的研究者都应有自己的史料学，这种史料学基于各自对中国哲学的理解而形成，既有自己的史料库，又有自己独特的阅读与阐释方法，并在整体上呈现个人的哲学进路与研究风格。

综上所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应大体包括四个方面：择取史料、提供方法（文献学、小学工夫及哲学读书法等）、绍述文本、阐明文本哲学性。在这四个方面中，文献学、小学等训练以及绍述文本等工作具有相对确定性，择取史料与阐述哲学性的工作则考验着研究者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前者意味着史料学是一门哲学基础学科，而后者意味着史料学在“基础”外还有“高明”的维度。对当下中国哲学研究而言，史料学的重心应在其“高明”的层面，即突破以往史料学的藩篱，在更广阔的文本范围中发掘中国哲学的特质与潜力。实际上，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绍述文本等工作大体已能被替代，而不可替代的是择取文本的眼力或曰洞察力。由此，在AI时代，作为基础学科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仍有生命力，仍展现着价值。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83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