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二月，北京琉璃厂的街面上还透着冬天的寒意。金石学家罗振玉路过一家常去的古玩铺，看见伙计正用一叠旧纸裱糊画轴。他走近细看，发现衬纸上有朱红的印章和工整的墨笔字，写着“题本”“奏销”这类公文用语。
他心里一惊，赶忙问店主这纸是哪里来的。店主一边掸灰一边回答：“是从同懋增纸店买来的，还有很多。听说是宫里当废纸卖出来的。”
罗振玉一听就着急了。他赶紧打听，才知道有一批从清宫里流出来的旧档案，装满了八千个麻袋，重达十五万斤，正堆在纸店的仓库里。纸店已经和河北定兴的造纸厂谈妥，只等凑齐火车车皮，就全部运去化成纸浆。这意味着，明清两朝五百多年的中央档案，眼看就要彻底消失。
这件事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呢？还要从二十多年前说起。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紫禁城东南角的内阁大库因为年久失修，西墙倒塌了一角。灰尘散去后，里面堆积如山的旧文书露了出来。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内阁大库档案”，里面包括明清两代的诏令、奏章和科举试卷等各种文件。
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监国摄政王载沣下令修缮库房。负责的官员觉得这些旧档案占地方又碍事，就上奏提议一把火烧掉。奏折送到学部，当时在学部任职的张之洞看到后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些都是重要的历史证据，不能烧毁。
幸亏有他这句话，这批档案才从火堆边被抢救下来，暂时移到文华殿两侧和午门城楼上存放。
清朝灭亡后，民国初建，社会动荡，更没人理会这些前朝的旧物了。档案被胡乱堆在午门和端门的门洞里，一放就是将近十年。后来鲁迅先生回忆，他当时在教育部工作，亲眼看到这些档案“在门洞中堆积如山，高与窗齐”，上面积满厚厚的灰尘，连麻雀都在里面做了窝。
没人看管的东西，迟早会出问题。时间到了一九二一年，北洋政府财政困难，各部门都缺钱。当时主管教育部的几位官员，就打起了午门门洞里那堆“废纸”的主意。他们认为这些既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珍贵古籍，只是旧纸，卖了还能换点钱。
于是，教育部和北京前门外大棚栏的同懋增纸店签订了合同。八千麻袋档案，总共作价四千块大洋，全部卖给了纸店。算下来，一斤档案只值两分六厘钱。
纸店老板程运增觉得这买卖很划算。这些旧公文纸质地上乘、数量庞大，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再做新纸，能赚不少钱。很快，骡车马车进入紫禁城，开始一袋一袋往外运。麻袋在纸店仓库里堆成小山，只等运往定兴的造纸厂。
这就回到了开头罗振玉在古玩铺看见衬纸的那一幕。他问明情况后，当天就找到了同懋增纸店。
在仓库昏暗的光线下，他看见麻袋堆得高高的，几个工人正在拆捆。罗振玉走过去，从散落的纸堆中抽出几张细看。一张是顺治年间上报江南粮税情况的册子，另一张是乾隆朝军机处抄录的奏折，上面还贴着黄纸条。拿着这些脆弱易碎的纸张，他的手有些颤抖。
罗振玉找到老板程运增，直接表明想买回所有档案。程运增先是一愣，随后连连摇头，说已经和造纸厂订好合同，转卖会赔钱。罗振玉耐心解释，说这些不是废纸，而是历史的见证，是无价之宝。
经过再三劝说，程运增终于松口，但开价一万两千大洋，这比教育部卖出的原价高出两倍。罗振玉没有还价。他马上回家凑钱，几乎掏空积蓄，还向朋友借款，终于筹齐了这笔巨款。一九二二年二月末，八千麻袋档案被他全部赎回，暂时存放在他在北京和天津租用的房子里。
档案虽然赎回来了，但更大的困难也随之而来。一万多块大洋花出去，罗振玉的家底也空了。他租房子存放档案，还得雇佣十几名伙计帮忙整理。库房里整天尘土飞扬，大家小心地把板结成块的纸张从麻袋中倒出，再慢慢分拣。
这项枯燥的工作，却不断带来令人惊讶的发现。他们清理出许多用满文、蒙文撰写的文件，其中记录了辽、金、元时期的旧制，都是以往秘不示人的内容。不少明代奏本涉及辽东边防及对女真的战事。
清初档案中，竟发现了《清太宗皇帝致朝鲜国书》的真迹，以及《天聪朝臣工奏议》等开国时期的重要文献。这些发现让罗振玉确信，自己救回的是一座巨大的史料宝库。
他马上行动，把其中最珍贵的一部分，整理编印成《史料丛刊初编》。当这些带着霉斑和虫蛀痕迹的文字变成清晰的铅印本时，学术界才真正意识到，那八千麻袋里装的是什么。
《史料丛刊》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学者王国维看到后，把内阁档案与殷墟甲骨、敦煌藏经洞文献并列，称为“近世中国文化史上三大发现”。价值明确了，但保管的负担也更重了。
整理出版需要资金，租房雇人更是每天开销，罗振玉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一九二四年，他无奈作出决定，把大部分档案以一万六千大洋的价格，转卖给了前清官员、大收藏家李盛铎。
不过，罗振玉自己也精心保留了一小部分。他在这些珍藏的档案上，盖了一方朱红印章“臣罗振玉壬戌所得内阁秘档”，纪念一九二二年（壬戌年）那个让他心惊的春天。
李盛铎保管档案几年后，也因经济原因打算转手。这时，刚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在搜集重要历史材料。所长傅斯年深知这批档案的价值，竭力向上级申请专款。
一九二九年三月，史语所以一万八千大洋从李盛铎手中购得了这批档案的主体部分。国宝终于进入国家级学术机构，但它流浪的日子还未结束。
安稳日子没过几年，东北局势骤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形势日益紧张。为防不测，史语所于一九三三年决定把最重要文物图书南迁。这批内阁档案再次被打包装箱，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漂泊。
它们先迁到上海，后又转到南京。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南京告急，档案又被迫西迁。一路历经汉口、长沙，最后千辛万苦到达战时陪都重庆，随后疏散到四川宜宾的李庄镇。
运输途中危机四伏，既要躲避日军空袭，又要在兵荒马乱中守护这些沉重的箱篓。在李庄简陋的祠堂里，学者们点着煤油灯，在防空警报的间隙，仍坚持展开这些辗转千里的纸张进行研究。
外面战火纷飞，里面却在故纸堆中默默耕耘。守护这些档案，就是在战火中保存文化的血脉。
抗战胜利后，这批档案终于结束了流浪。五十年代，新中国接管了这批历经磨难的珍贵遗产。它们与其他清代档案一并归入新成立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俗称“一史馆”）。
从此，这些档案结束了近百年的漂泊，得到了国家级的科学保管、专业修复，并陆续影印出版。
进入二十一世纪，新技术为古老档案注入了全新活力。一史馆启动大规模数字化工程。在恒温恒湿的现代化库房中，工作人员把数百万件档案逐页进行高精度扫描，转换为清晰的电子图像。
馆内还研发出能够识别满文手写体的专用软件，使艰深的满文档案也能便捷检索和研究。当年险些投入造纸厂浆池的“八千麻袋”秘档，如今任何人只需打开电脑，便可通过“皇史宬”等官方网站随时查阅。
从紫禁城角落的积尘堆，到造纸厂门口的废料堆；从战火中的颠沛流离，到数字世界的永久存续。这份属于民族的历史记忆，守护之路走过百年，如今终于得以安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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